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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叛军司令到大学校长


黄钟/文

  要判断一个国家和人民胸襟之大小,莫过於观察他们是如何处理和对待同室操戈的内战了。

  民国元老颜惠庆在回忆录里提到过这样一件事:他19世纪末在美国一所中学留学时,学校的大部分学生来自南方,就美国南方崇拜的英雄而言,没有人比得上李将军和有著「石墙」绰号的杰克逊。
这个李将军就是南北战争中南军的司令。

  颜惠庆留学美国时,已是林肯「统一」美国三十年之后了。按照我们熟悉的成王败寇标准,南北战争就是是非分明的解放战争,李将军的形象,应该是非匪即盗,非寇即妖才对,一度弄得联邦军队有些左支右绌的叛将,怎么还能是被崇拜的英雄呢?
可是对李将军和平叛的格兰特,美国人可以同表敬意。比如史密斯在他的书中就说:「他俩一起名垂青史。」

  这位李将军也算是美国的名门之后了, 21岁就成了华盛顿养子的乘龙快婿。他的爷爷理查德·亨利·李,就是1776年提出起草独立宣言的动议,并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弗吉尼亚代表。

  他的先辈都是美国功勋卓著的开国者。

  可李将军却为什么成了分裂事业的战神呢?

  这还得从美国的制度说起。

  我们通常说的美国这个「国」,跟我们经验里的国截然不同。它是一个「合众国」,是把许多「国」通过宪法凑到了一块的「联邦」。加入这个联邦是各邦通过投票表决同意的。

  既然各邦的「来」是自由的,为什么想「去」就不能自由呢?要知道,根据当时的美国宪法,林肯倒是没有向要脱离联邦的各邦宣战的权力,而《独立宣言》却有言在先: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而现在南方不再想跟北方在联邦里一起过了,难道南方就没有这样的自由吗?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说李将军是简单的背叛,不如说也是为自由而战。
起先,联邦是要任命他为统帅10万大军的少将,但遭到了他的拒绝。

  布莱尔曾经问过他,谢绝职务是否跟可能失去家中的奴隶有关。李回答说:如果美国的400万奴隶都归他所有,为了避免一场战争,他也会欣然让他们全部获得自由。

  他不是为保全奴隶制而战。事实上,他早就认为:「蓄奴作为一种制度,在任何国家中都是一种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罪恶。」行动胜於雄辩。作为继承人,李将军遵照岳父的遗嘱,1862年释放了所有的奴隶,并亲自为自己过去的奴隶们签发了通行证,让他们越过防线投奔北方。

  其实李是热爱联邦的。在给姐姐的信中,他说弗吉尼亚退出联邦的行动是错误的。但是,他也忠诚於弗吉尼亚:「尽管我如此热爱联邦,可我却无法下决心举起拳头去打我的亲戚、我的孩子、我的家。」

  不过,无论李将军的愿望如何,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他为之浴血奋战的土地是和奴隶制联系在一起的。随著1863年1月1日解放宣言的发布,李为之战斗的事业在人类历史上永远地失去了道义的制高点。

  在《美国国内战争史》里,英国艾德蒙斯 将军称李具有「伟大的军事天才」,而李的天才意味著联邦的灾星。他指挥的杰克逊将军在第二次布尔伦河战役中,打败了波普将军率领的联邦军队,就连林肯都跌 坐在椅子上,喊彻底完了。而钱瑟勒斯维尔战役中,李将军的邦联军队以少胜多。李又一次让收到惨败报告的林肯感叹「不足6万腹饥衣破的叫花子把13万精兵杀 得丢盔弃甲」!

  但南部邦联还是在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穷途末路。

  到了1865年,忠於他的士兵们已经只 能用野洋葱、野草、去年的烂土豆和所有只要能吃的东西充饥了。大势已去,继续流血只会是无谓的牺牲。李将军知道,该让战神歇息了。1865年4月,他下令 打起了白旗。李将军在他起草给战士们的最后一份文告里说:「只是因为感到英勇和忠诚是无法补偿继续战斗所招致的损失,所以我决定避免无谓的牺牲。」

  李将军尽力了。

  投降未必不英雄。

  李将军在去格兰特军中洽谈投降事宜前,对手下说:「我可能要成为格兰特的阶下囚了,我想我必须使自己的仪表尽可能好一些。」败,也要败得有尊严。
在谈判中,李将军希望他的骑兵和炮兵能够保留那些属於他们自己的马匹。
而格兰特则回答:「如果这些士兵没有现在所乘马匹的帮助,就很难收获下一季的庄稼,养活家中老小过冬,我会这样安排的。」

  那些马匹曾经是战争的工具,但格兰特和李都没有忘记,美国需要和解。

  格兰特胜利了,但他能给昔日兵戎相见的敌人以体面。李的军官们依然还可以保留自己的随身武器。没有绞刑,也没有押著俘虏举行胜利游行。

  硝烟在散去。但仇恨并没有随著战争一起结束。在有些人眼里,叛乱者应该受到严惩。要知道,在这场战争中,共有62万人丧生。大约每60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死於战火。照常理来说,总得有人为这场残酷的战争负责。

  当总统约翰逊问格兰特什么时候能审判李和杰斐逊·戴维斯这些人时,格兰特认为决不能审判,除非他们违背了自己的誓言。他说他宁可辞去司令之职,也不愿去执行要他逮捕李的命令。从此,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以叛国罪对李提出起诉的事,也就没有了下文。

  毕竟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不是一回事。一 个知道区分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国家是幸福的,一个理解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不同的民族是理智的。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1889年去世,活了81岁。 副总统斯蒂芬斯则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居然还刻著 「一心为公」。即使是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同情南方的布思刺杀,美国也没有因此疯狂,来一次彻底干净肃清南部残余的斩草除根运动。美国始终是一个 「不彻底」的国家。

  战争结束了,李从此远离尘嚣,也远离仇恨。他拒绝了一家保险公司年薪一万美元的聘请,在1865年9月就任了华盛顿学院的院长,工资一年只有1500美元。这所规模很小,名气也很小的,破了产 的学院,地处偏僻的列克星敦山区。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三十余年里,昔日南部邦联的一些大人物们,用回忆录和文章继续著往日的战斗,而这位善於辞令的院长, 却什么也没有写。



  1870年,李长眠在了学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里,他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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