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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偶有黄叶:儒学大师钱穆为专制辩护



谢家宝/文

 龙应台在《大江大河一九四九》中对钱穆南下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那段历史,进行了极为煽情的描写,让钱穆大师的完人形象跃然纸上。然而,“谢家宝树偶有黄叶”,纵观钱穆一生为学、为人,尚有很多瑕疵。

一、狭隘民族主义 情绪化地矮化元、清两朝

  钱穆早年致力於考据学,受顾颉刚的赏识和提携,后为学界接纳。随著中日冲突升级,国家陷入危难,钱穆抛弃考据学,另立门户,宣扬保守史观。他在代表作《国史大纲》中处处宣扬汉族政权优越论,满是感情色彩地阐述对本国以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据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版)

  胡文辉在《现代学林点将录》中批评钱穆这种情绪化史观:“文化自恋的气味未免过於浓厚”。(据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说得准确些,这是对汉文化的自恋,而对蒙、满两族政治文化较为排斥,属狭隘的民族主义范畴。这一观念贯穿钱穆一生的研究与著述中。

  翻开《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会发现,秦、隋、元三朝是缺位的。秦朝持续15年,隋朝持续38年,略去不讲可以理解,但元朝持续了109年,制度上并非没有改变,如创立行省制。钱穆先生只在讨论清代政治时,用一页篇幅略论元代,而分析的语言多有贬抑色彩。

  钱穆写道:“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这一种政权之下之所有措施,便不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参照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01年版)用现代政治学的观点看,所谓制度就是指一组规则体系。蒙、满的政权形式并非无规则可考,说其是法术不是制度,较为牵强。

  《国史大纲》中元朝历史所占比重较小,行文更为情绪化。如,“故元之诸帝,多不习汉文,甚至所用官吏,有一行省之大而无人通文墨者。因此其政治情态,乃与中国历来传统政治,判然绝异。”。对於元代行中书省的创立,钱穆先生批评道:“以便其分区宰割之私意。”

  元史学者李则芬在《近人考据亦多草率》中,对钱穆的《国史大纲》提出了批评,尤其是元史方面,李认为钱穆太过疏漏。李则芬认为,元代并非如钱穆所说,皇帝不懂汉文,国家文治一塌糊涂。事实上,忽必烈精通儒学,曾亲自考儒生的书法与背诵。忽必烈以下的诸皇帝、王子也都有名师指导汉学教育。如,仁宗师从姚枢、窦默等;成宗师从李谦、董文用等;武宗师从李孟等;仁宗师从李孟等;英宗师从王集、柯久思等;明宗师从吴直方等。(据李则芬《近人考据亦多草率》,收入《史学入门的警惕》,台湾黎明文化1993年版)

  元代的社会并非黑暗专制一笔抹杀,李则芬甚至认为,“元代不但不是一个黑暗时代,毋宁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个小康时期”,元代注重教育,学风沿袭宋朝,形成了“务实学,不尚空谈”的风气,元代的经书著述,私人文集与小说、戏剧,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明代的很多学术成果多抄袭元代。(李则芬:《明人歪曲了元代历史》,收入《文史杂考》,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版)

  从钱穆矮化元、清两朝的历史可以看出,不难看出他在国家危亡时陷入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中,略去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不谈,单纯从学术的角度讲,钱穆的治学有失客观、严谨。

二、为专制呐喊 称中国传统政治为民主政体

  钱穆的保守史观尚可从特殊的历史背景进行理解,但钱穆对古代政治的论述却出现了很多常识性的错误。胡文辉的评价相对中肯,钱穆“惟现代知识肤浅,而又好作中西文化比较,则往往信口开河,不脱五四时代梁漱溟、李大钊口吻”。(参照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

  钱穆在《中国传统政治与五权宪法》一文中写道:“中国传统政治,既非贵族政治,又非君主专制,则必为一种民主政体……一种自适国情之民主政治。”(参照钱穆:该文收入《政学私言》,商务印书馆民国34年版)他在《中国民主精神》一文中依然说,“中国传统政体,自当属於一种民主政体。”(据钱穆:该文收入《文化与教育》,广西师大社2004年版)钱穆的这些言论显示,他对西方的民主几乎没有明确的概念。

  不仅如此,他对西方的政党政治、宪政也缺乏基本的常识。在《中国传统政治》一文中,钱穆写道:“当知政党政治,重多数轻少数,实在是重人不重法。传统政治一向是重职权分划,重法不重人……若论西方政府,在先并无像中国般详明的职权划分与法制细规之建立,政治变动性太大,遂产生近代政党政治之要求。”(钱穆:该文收入《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版)这等理解,肤浅之至。如对希腊民主、罗马法律略知一二,钱穆先生大概不会发如此宏论。



  此外,学者张君劢曾撰写《中国专制君主政治之评议》,以洋洋三十余万言篇幅,对钱氏二万言的《中国传统政治》详加批驳。(参照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



三、晚年成蒋氏御用文人 奴颜媚骨几近无耻

  钱穆於1949年南下香港,创立新亚书院,以教书为业。蒋介石得知后,屡次派人前往香港,邀请钱穆赴台,但一开始钱穆并未下决心定居台湾。随后的几年,钱穆在台湾有过短暂的度假和演讲活动,受到蒋氏父子的热情接待。

  多次“盟主恩招”,盛情难却,钱穆最终於1967年来台湾定居。在萧政之的建议下,他选了台湾东吴大学左近的一块地皮,决定盖房子。蒋经国知道后表示,建房子的这笔钱不能让钱穆先生付,应该由“国家”来付。蒋经国将这事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更是坚持要政府拨款为钱穆建房。

  受到“总统”如此礼遇,钱穆受宠若惊,此后发表了大量歌功颂德的文章。在《蒋总统七十寿诞》中,钱穆将蒋介石捧上了天,说其“实开中国历史元首传人旷古未有之一格”。在《总统蒋公八秩华诞寿文》中,钱穆更是极尽对蒋公的夸赞能事,说蒋介石“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

  在《蒋总统与中国文化》中,钱穆将蒋介石奉为“可当我民族文化传统之代表”。在《屡蒙总统召见之回忆》中,钱穆写下了蒋介石去世时自己的感受,“内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阅览写作,无可持续,惟坐电视机前,看各方悼祭情况,稍遣哀思。”很难想像,如此奴颜媚骨的文字,竟然出自一代大儒钱穆的笔下。

  类似的文章还有十几篇,如《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蒋总统的哲学思想第一讲》《故总统蒋公逝世三周年追思》等。这些文章收录在台版《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十册,由台湾素书楼文教基金会於2000年出版。

  最早将这些丑事揭露出来的是李敖。在《蒋介石和钱穆之间的一些臭史》中,李敖对钱穆的这些文章很辛辣地评论道:“肉麻兮兮,已是全然无耻,知识份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李敖指出,成为蒋介石的御用学者,是钱穆一生最大的败笔,他有成为一代儒宗的机会,可惜因为倒向了统治者的怀里而没做成。(李敖:收入《蒋介石研究》,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

  虽说李敖批评略显尖刻了些,但钱穆拍蒋介石马屁,依附蒋氏父子卵翼却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出於特殊的时代背景考量,还是出於所谓的钱穆与蒋介石私交的考虑,这种行为绝非有独立人格的知识份子该做的。如今台北的钱穆故居素书楼上挂著一幅对联,横批是“一代儒宗”。仅就钱穆与蒋介石的一段公案来看,这个横批还是拿下为好。

结语:

  钱穆与他所处时代的学者一样,都有著强烈的时代印记,我可以抱著“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去理解他的史学观,但钱穆为专制辩护,这是决计不能被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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