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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文明



芦笛/文

  如果问你,世界工程史上有三大奇迹,其中一个是苏伊士运河,一个是巴拿马运河,还有一个在中国。你能猜到是哪个吗?中国有两座世界名桥,一座当然是隋朝工匠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桥,另一座在哪儿?你知道中国第一家水电站是在哪儿兴建的么?当北京、上海、广州的居民还在饮用井水之时,中国有哪个城市居民首先用上了清洁、方便、安全的自来水?全国第一部动车、又是宾士在哪条铁路上?



  云南?就那个瘴烟蛮雨的化外顽国?白居易不是早在千年前就说过了么:“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

  “泸水”谁都知道,就是金沙江。但这“瘴烟”是什么玩意,老芦无学不知,只猜想那是类似生化武器一类毒雾,中人立毙。据说它是恶性疟疾,但疟疾何以会形成气体,则是我死也想不明白的奥秘了。至於“大军徒涉水如汤”则肯定是道聼涂説,绝无可能发生在金沙江上,只可能是温泉。就算这些描写是艺术夸张吧,云南之边鄙落后,在全国也是遐迩皆知的。到那儿插过队或去军垦兵团的上海知青都该有深刻体会。

  网上的几张照片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979年,国务院调查组光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几千知青黑压压地跪在会场上请愿,请求中央高抬贵手放他们回家,那或许就是梁晓声说的“青春无悔”的表现吧:

  没错,那些奇迹就发生在那瘴烟蛮雨之地,而它们之所以会出现在那里,完全是因为由法国人投资、设计与指挥建造、由中国苦力以血肉修筑而成的一条铁路,将闭塞的昆明与外部文明世界接了轨。滇越铁路起于昆明,经越南首都河内,止于越南海防港,全长859公里,在云南境内长468公里。就是它把昆明与大海连接起来,向香港、上海、东京、巴黎乃至整个文明世界开放。

  世界工程史上的第三大奇迹则发生在该线的云南段。滇越铁路在越南境内那部份基本是在平原上走,但进入云南后,便从海拔几十米一直升到将近1900米,其南北高差竟达1807米。据云南省铁道学会副秘书长潘旭昆介绍,坡度为千分之三十。我认为这不可能是平均坡度,即使是局部坡度也不大可能,盖那意味著火车每走100米就要爬升3米,实在有点不可思议。平均坡度应为1.807/468=3.86‰,平均每一公里爬升将近4米,这已经是很陡的坡度了,而且还是均值,在平原地带无法做到,因此肯定有许多局部坡度远高於此的路段。

  这条铁路专在人迹罕至的丛山峻岭、原始森林里穿行,跨越了金沙江、珠江、红河三大水系;跨越了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南亚热带半湿润气候、热带山地季风雨林湿润气候三大气候带。为修建它共完成路基土石方1660万立方米,修筑桥梁3422座,总长计5万米;隧道172座,总长计一万七千八百多米,平均2.72公里就有1个隧道,每137米就是一个桥梁(这是CCTV纪录片《滇越铁路叙沧桑》上报出的资料,似乎太多了,据《百度百科》是“平均1公里1座桥涵”)。它不但坡陡,而且弯大,其最小的曲率半径竟然只有80米,一般也在200-300米左右。

  如此险峻的铁路,却是在1903年10月开工修建,1910年1月正式通车的。当时的中国还在中世纪,而云南就更是全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全省无一寸公路。这就意味著它的全部钢铁建筑器材,都得靠人扛马驮运进去。而除了铁轨之外,滇越铁路上更有著许许多多的钢桥:

  在所有的桥梁中,有座“人字桥”最为神奇。它飞架在两座相距将近70米的悬崖之间。要在这百丈深谷中建造钢桥几乎是不可能的,桥的两端即是隧道口,根本没有工作平台,而桥下则是深涧,无法树立桥墩。据说主事者智穷力竭,只好在法国公开徵求设计。著名设计师保罗·波登以其独出心裁的设计,击败了他的同学、巴黎埃菲尔铁塔的设计师埃菲尔夺标。这就是著名的人字桥,是中国列入世界名桥史的两座桥之一:

  架设这座重达180吨的钢桥更是匠心独运。所有的部件都在法国度身订造。为了便於骡马和人力搬运,每个配件都限重100公斤,限长2.5米,一般长仅1.2米到1.3米。先经海运到海防,再由铁路运至云南边境内,由马帮运到工地,铆接成钢梁后,放入固定在隧道口的两个巨大的钢球中,再像放吊桥那样,从隧道上方开凿的两个工作隧道中用钢索放下。桥身合龙后,再用铆钉将桥面铆接起来:

  就这样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施工队伍仅仅花了六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在全国最落后、最险恶的地域中完成了当时的世界工程技术的杰作。其间,法国人带来的科学智慧与中国苦力的血汗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个奇迹。全部工程耗用水泥9000吨,仅占所需13%,其余用当地黏土焙烧成“烧红土”代替。

  尽管如此,工程的技术品质之高却令人吃惊。据说人字桥建起来后,在百年的悠悠岁月中,不知道其上有多少火车通过,可它竟然未更换过一个重要部件(据《百年米轨》介绍是从未更换过一个铆钉,此话显然过於夸张。在云南电视台拍摄的另一部电视片中,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到桥面上的铆钉有更换过的迹象,准确地说应该是没有更换过较大的部件吧)。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於1914年投入使用的“米其林动车”。它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使用轮胎的机车,代表著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车长16米,宽2.6米,自重8吨,车厢箱体用铝合金制成。它使用的是功率为117千瓦的12缸汽油内燃机,有四对轮对,其中四个是主动轮,四个被动轮,每个都有制动盘,可以统一制动,也可以分别制动。轮胎能自动充气,气压低於一定值时即报警并自动充气,也可人工充气。即使在曲率半径为300米的弯道上,它的时速仍可达100公里,而如今该线用的经多次更新换代的内燃机车,最高速度也达不到50公里。

  宋美龄曾在抗战期间乘坐过此车,其舒适与速度让她这个从小见惯美国世面的贵妇人也大为惊叹。该车一直使用到1984年才退役。最令人惊叹的是,它经过七十年的磨损,轮胎却没有胶粘龟裂的痕迹,至今光洁如新。

  不难想像,如果这奇迹发生在“解放”后,它会被吹到几重天上去。 “党的领导”就不用说了,光是那用“烧红土”代替水泥的佳话,就一定会被当成“劳动人民无穷无尽的智慧”与“新社会特有的土法上马”。可身为中国人,我却是最近才知道曾经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奇迹!

  光是死了那么多人,先民们舍死忘生创造出来的奇迹,就绝不该出於意识形态的原因,被无情地一笔抹去。据法国人提供的资料,投入工程的共有67000人,死亡12000人,约占17.9%。中方的资料是施工人数20-30万,死亡8万,约占26.7-40%。

  如此之高的死亡率,当然要被当成反帝宣传材料。但值得注意的是,《百年米轨》介绍,外国技术人员中也有80余名死亡,据说绝大多数是法国人。根据《滇越铁路叙沧桑》,当时印支铁路公司从法国招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930人,各承包商又从德国、义大利等国引进工地主任1200余人。 930名法国人中就有80余名死亡,死亡比率约为8.6%。即使连其他国家的人也算进去,那死亡率也约为3.8%,仍然相当之高。可见那死亡主要是工程的险恶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尤其是“瘴烟”或“瘴气”)造成的,恐怕不是爱国愤青设想的虐待致死。

  事实上,法国人雇佣工人的条件相当优厚。有位老奶奶就幸福地回忆道,她丈夫当年在碧色寨当巡道工,一个月就能挣二三十块大洋(当时生活非常便宜,十多年后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月薪也才八元)。不但用水免费,公司还提供免费住房。如果他家到外面租房子住,公司还提供租金,光一个月发的补贴就能在外头租住三个月。而另一位越南司机家竟然养了十个孩子,这是今日的工人阶级根本不敢梦想的。

  被谋害至死的也有。开挖隧道,常需从悬崖上将腰上系了绳索的中国苦力放下,在悬崖上用大锤打炮眼。那工作非常危险也极度吃力,据说法国人悬了重赏,每敲一锤就给一元大洋。据一位被采访的老人说,有的越南工头(法国人使用越南人如英国人使用印度人一般,在中国都是颐指气使的高等人。滇越铁路上的火车司机、高级技工等,开头只有越南人而无中国人)心特别黑,等著中国苦力打了十多锤,就割断绳索让那苦力摔得粉身碎骨,自己去冒名领赏。不过,这种事就算有,恐怕也不多。工人可能主要还是死於挖隧道、造桥等工程必有的危险性以及疾病。

  实际上,在“解放后”30年内新修的铁道两侧,旅客照样能看见坟冢累累,说是一个枕木下缠绕著一条冤魂恐怕也不为过。区别只在於,在那影片上,我没有见到一座坟墓,更没有见到一座纪念碑。看来中国人的性命就是不值钱。当局在隆重庆祝滇越铁路通车100周年之时,或是考虑申报世界遗产之际,为何就是想不到为那些默默死去的被忘却的先民们立个纪念碑?

  先民的血汗并没有白流,滇越铁路通车,令边陲小城昆明从中世纪“跑步进入现代文明”。随著火车而来的,是西门子公司出产的发电机组。1910年,昆明石龙坝电站开工,1912年4月竣工发电。中国第一座水电站就此诞生,距世界第一座水电站建立仅34年。当北京皇宫内的贵人们还在黑灯瞎火中“打黑摸”(川话)时,昆明的街道便已被法国来的电灯照耀得如同白昼。1917年,也是这条铁路运来了设备,昆明第一个自来水厂建立,该市人民在全国率先喝上了自来水。

  铁道更改变了沿线的面貌,新的城镇在旦夕间冒了出来,其中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碧色寨(据说云南土话的意思是“臭虫寨”)变成了灯红酒绿的“小香港”。个旧迅速崛起为举世闻名的“锡都”。省会昆明更是受益。自滇越铁路修通13年内,昆明开办了现代工厂55家,其中石龙坝水电站、云南亚细亚烟草公司、宣威火腿公司引进的机器设备、云南锡业公司的采、选、冶炼设备,均通过滇越铁路运来。“於是,这方在中国原本封闭落后的土地,猛然间变成了我国工业文明的前沿”。

  铁路也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旦夕之间,昆明的市容突然变得摩登了。一幢幢洋房矗立起来,三四十家洋行和商号相继开张,市面上充斥著罐头、饼干、咖啡、香烟、香槟。人们抛弃传统的长袍马褂,改著西装革履,放弃打躬作揖,改为握手鞠躬。就连巴黎的时装与发型,也先於上海而在昆明出现。昆明人甚至采用了公斤代替了原来的老秤!

  法国人甚至为云南人带来了葡萄。据说该省过去并无此种水果,是法国教士或其他定居的法国人带来了种子,并在其房前屋后栽种。葡萄从此在云南的土地上生了根,甚至长成了野葡萄。当70年代农民最终从“以粮为纲”的重轭下解放出来后,他们才发现,当地的土质不适於栽种粮食,却特别适合栽种葡萄。这从此成了新时代农民的谋生之道。如今法国人留下来的葡萄成了酿酒的绝佳原料,有的品种如“玫瑰蜜”甚至在法国本地绝了种,於是用那葡萄酿出来的酒便成了世界上独有的品牌。

  滇越铁路也为文化落后的云南打开了文化之窗。法国人在昆明开办了医院与教会学校,而昆明人首次有了接受西方先进教育乃至出国留学的机会。它甚至促进了云南与上海乃至首都的文化联系。过去云南与内地的连接只能靠马帮路。中国最后一个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是云南人。他当年赴京赶考,在路上足足走了两个多月,后来他奉旨准假还乡,从海路经滇越铁路还乡,只花了十多天,於是赋打油诗一首:

  “新生事物多责难,说三道四两极反,人间谁说无前例,列车尽头见曙光。”

  此乃文献片《滇越铁路叙沧桑》上介绍的。我怀疑这诗为现代文盲伪造,与伪造所谓《大顺文档》的文笔如出一辙(关於所谓“大顺文档”,我也是从CCTV的纪实台播放的视频上看来的,那些伪造文书准备在《青山处处埋闯贼》中介绍)。须知“新生事物”、“列车”之类的词都不可能为那阵的人使用,更何况那打油诗连韵都不押,遑论起码的格律。虽然袁嘉谷来自文化落后的云南,人家毕竟是个状元,总不至於连词章小道都不懂吧)。

  诗作真伪不论,袁嘉谷走的路从此成了云南人进京的近道。自铁路修成后,云南人要出省,必须先出国:先坐车到海防,换乘轮船直达香港或上海,再从那儿去广州或进京,比境内毫无铁路、公路的四川、贵州方便多了。



  尽管滇越铁路给云南人民带来了这么多的好处,英雄的云南人民仍然像先进地区的人民一样,奋起反抗抵制西方文明的入侵,为祖国在近现代史上拒绝文明的壮丽史诗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1903年阴历5月间,正当滇越铁路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时,据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人起义”的周云祥“起义”爆发。不幸的是,论阶级成份,此人属於“解放”后官府在“镇反运动”中首先镇压的“把头”或“工贼”,因为他不是工人,而是个旧锡矿的一个保查队长。正因为他是与矿主勾结的狗腿子,起来造反才不愁没有饷源。

  话说个旧锡矿有个矿主叫朱渭卿。此人是当地巨富,跟今日那些富可敌国的煤矿主一般。听说法国人要修铁路,他以为鬼子要来抢劫他的万贯家产了,於是便出资煽惑这周把头起来闹事。云南虽然落后,士绅们还是精通“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义和团扶清灭洋”那一套“使憨狗咬石狮子”国术的。这国术在张天翼的经典小说《清明时节》里有过生动描述,其实也就是《水浒传》上金眼彪施恩以小恩小惠收买武松去替他报仇雪恨的老招数。

  拿著主子给的无量金钱,周云祥组织了将近两千多人,打败了矿上的官军。在这之前,因蒙自抗法修路,清廷派兵镇压,个旧城空虚,周云祥便乘机带领暴民占领了个旧城,接著又占领了蒙自,砸了海关、烧了洋行,并喊出了“阻洋占厂,阻洋修路,抗官仇洋”的响亮口号,号召部下打到临安府去(根据百度百科,这“临安府”可不是南宋的首都,似在今云南建水县)。清廷调兵将“起义”镇压了下去,周云祥被押到昆明斩首示众,首级挂在昆明城墙上。“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这次起义作为中国历史上工人阶级首次反帝、反封建运动而载入史册”,CCTV如是说。

  这次斗争当然是伟大的。勿过,鬼子尊重私人产权。“阻洋占厂”乃是朱渭卿的杞忧,其实也就是至今未愈的国症,在心理学上唤作“PPD”(paranoia personality disorder),用俗话说就是“受迫害狂”,其主要症状是从来不相信世上有“善意”、“双赢”、“互利”这些事,自己乃是全世界“敌对势力”串通一气谋害的物件。当年我大清第一位驻英副公使刘锡鸿曾把这心态表述得很好:

  “英公使威妥玛在都初相见时,辄言政在养民,当以开煤铁矿、创造铁路为中国目前急务。此次由天津南下,同舟洋人立论,亦专主於此。余以中国立教尚义不尚利、宜民不扰民之说晓之。伊辈辩论往返,疏不惮烦。初不知其何乐於中国之富强,而进言恳切若此?”

  这意思是说,他当初在首都首次见到英国公使威妥玛时,威妥玛就跟他说,为政首在养民,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开采煤矿、铁矿,建造铁路。这次他奉使乘船从天津南下时,同船的洋人又跟他说这些。他告诉他们,中国的国教是讲究道德原则而不追求物质利益,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愿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是方便百姓而不是烦扰百姓。可那些人听了这圣贤之道后还不甘休,还要跟他没完没了地辩论下去。他以讽刺的口吻问道:真不知道他们为何会如此乐於见到中国的富强,而恳切进言到了这个地步啊!

  不得不承认这推理毫无逻辑错误,极为雄辩有力:敌对势力是绝对不会希望看到中国富强的。因此,他们以富强来引诱中国,必是包藏祸心,只有白痴才看不出这点来而上当受骗。所以,开煤铁矿、修铁路等等,必是鬼子灭亡中国的毒计。

  这刘锡鸿并非白痴,其观察力与理解力都非常敏锐,悟性也堪称一流。他到了英国后,亲自乘坐了列车,惊叹道:



  不仅如此,他还见识了伦敦地铁与泰晤士河的河底隧道,参观过电报、电气等科学演示,考察过兵工厂、书报印刷所,并系统考察了英国的行政、立法与司法机构。而且,此人悟性相当之高,一个中古时代走出来的原始人,连小学文化都没有,绝对不懂通分约分,遑论分解因式,却竟能理解莫尔斯电码的原理、伏打电池的工作原理,乃至炮膛内的来福线的作用,等等。更重要的是,经过亲身体验,他终於发现“英人知礼”,“英人爱重中国”,并几次接见了为中国打抱不平、抗议英国欺负中国、要求英国政府禁止鸦片的民间游说团体,并终於悟出英国人对中国其实并无领土野心,只是想和中国做生意而已。

  但即使在PPD(受迫害妄想)被驱散后,刘锡鸿仍然是个坚决抵制文明的民族英雄。回国后以亲历者的身份写了《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声称:“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也。臣窃计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他最担心的还是:“火车既行……则洋人踪迹自必遍及里闾,以利啖人,村愚尤易为惑”,会变成“带路党”。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周云祥及其主子朱渭卿与刘锡鸿身份虽然不一样,但都是坚决抵抗西洋文明入侵的民族英雄。周云祥慷慨就义的同时,朱渭卿作为“起义军的经济支柱”被清廷通缉,其家产被查封。他逃到日本,参加了兴中会。1908年受革命乱党派遣,回云南组织革命。在辛亥兵变发生后不久,他在建水组织了“临安起义”。起义成功后,云南军政府授予朱渭卿中将衔,并发还被清廷查封的全部家产。

  据CCTV解说词:“周云祥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是民心所向,给朝廷和法国人增加了压力,滇越铁路被迫改线。”确实如此,法国人被迫将铁路线改成了后来走的东线,蓄意避开人烟密集之地,专在深山老林里偷偷摸摸地穿行,因而成全了世界上第三工程奇迹。

  只是百年之后,中国政府因为滇越铁路轨距只有1米(因而称为“米轨”,而国际标准轨距是1.435米,称为“准轨”),运输量不能满足目前需要,改建准轨铁路取代之。新建的玉蒙铁路走的就是法国人当初选的那条线。老芦迟钝,还真是无法理解:靠人民战争逼迫法国鬼子改线,究竟能算是毛泽东思想的什么伟大胜利?

  或许就是因为没有达到“阻洋修路”的崇高革命目标,当滇越铁路终於在1910年3月31日正式通车那天,云南讲武堂特地放假一天,师生齐集车站,强烈抗议那空前国耻。当插著大清黄龙旗与法国三色旗的列车缓缓进站时,师生们顿时个个如同死了老子娘,齐放悲声。这些人与蔡锷渊源颇深。几年后他们还在蔡锷领导下,发动了“讨袁护国战争”。但若是没有那国耻,则蔡松坡、李烈钧等人也就无法取道越南秘密回滇,那么,历史上有无“护国战争”还是个问题。

  蔡锷能否逃到云南去搅屎倒也无足轻重,但如果没有滇越铁路,抗日战争恐怕就无法打赢了。从1937年到1940年6月,它成了为中国输血的大动脉,无数军火、设备和其他物资,都是通过它源源输入中国的。它同时也成了中国的“敦克尔克大撤退”的途径之一。在此期间,有168家企业经过该铁路内迁,该线一共输送了物质130万吨,人员近千万。大批文化人也经过该线逃到大后方,其中包括钱穆,费孝通,冰心,冯至,陈省身,华罗庚,周培源,严济慈,王守竞,李苦禅,潘天寿……等等。

  所以,若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起义成功,后来的历史要改写也未可知。这或许就是上至CCTV,下到云南“史学界”人士至今还在鼓吹“阻洋修路”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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