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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 你必須得上大學,但是…… (季星:實習生 閻彬)     編號 /  59    
發佈者 /  康來昌推薦     發佈時間 /  Thu Jan 23 12:04:50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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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須得上大學,但是……



紀錄片《出路》中的“貧窮”

作者: 南方週末記者 季星;實習生 閻彬

自考學院老師王振祥

  “在中國,你必須得上大學,因為人們告訴你:必須得這麼做。而當你真的去上大學了,你會發現,那裡什麼都沒有。”BBC紀錄片高級編輯尼克・弗雷澤在第67屆聯合國大會的講臺上,激動地說。講臺下坐著的是聯合國副秘書長、丹麥王儲妃、尚比亞商業部長、中國的外交官員……

  弗雷澤背後的兩塊大螢幕上,是一個用著同樣激動的語氣說話的中國面孔,他叫王振祥,湖北一家自考學院(弘博軟體教育學院)的招生老師。

  螢幕上,他正在向來參加“招生會講座”的家長慷慨陳詞:“讀書,是我們當今社會的最好出路。至少在中國,這肯定是的。”其實他心裡完全清楚,這些話只是用來騙騙那些望子成龍的家長。

  王振祥不知道自己的聲音和影像會在紐約的聯合國大會會場出現。把他的面孔以及中國大學教育這個問題扔到聯合國大會桌子上的,是一部叫《出路》的紀錄片。

  《出路》和與另七部紀錄長片和八十部紀錄短片探討著同一個主題:“為什麼貧窮”。

“弄進來,交錢,然後,弄走”

  2010年6月25日,湖北高考分數發放。在這之前的幾個星期,28歲的王振祥已經來到赤壁市,從周邊城市與縣鎮開始,一個村一個村地開辦“講座”,進行“招生”。

  他帶著“死任務”:每場講座下來,至少要有三個學生去註冊,交100元的“註冊費”。

  “嚴格來說,我們不是一個學校。我們就是把學生弄進來,交錢,然後,弄走。”王振祥對著鏡頭說。

  2007年,王振祥入職弘博軟體教育學院,最初學校和他的約定是,他作平面設計老師。一年之後,弘博要求他以及其他老師“下放”到各個市鎮去“進行講座”,“支援市場”。

  “否則就要自動離職,他們拿這個要脅我們。”王振祥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正在不堪忍受之時,王振祥認識了26歲的攝影師程春霖,他主動提出:“我這裡有個很好的題材,你可以拍這個。”

  弘博軟體學院本身是弘博集團之下的一個教育品牌,教授平面設計等課程。在越來越熱的職業教育以及自考學院琳琅滿目的大氣候下,它搖身一變,也成為一個“學院”。學院主要的招生對象是農村出身、考不上一本二本的孩子。

  在王振祥眼裡,農村的孩子和他們的父母相對好騙:“教育產業化這麼多年,基本上來說,所有的優勢都集中在城市裡面。農村的小孩進不了大學,他們只能選擇我們這種:對你的分數沒有什麼要求,但是最終又會發給你一個文憑的商業性質的學院。”

  程春霖把王振祥的故事告訴了紀錄片導演陳為軍。2003年陳為軍的《好死不如賴活著》——描述中國河南農村愛滋病家庭的紀錄片,獲英國國家紀錄片獎等四項大獎;2007年他的《請投我一票》獲奧斯卡提名。

  《請投我一票》跟拍了一個小學班級裡三個孩子競選班長的故事。專案起源於STEPS的紀錄片計畫“為什麼民主”。正當陳為軍和程春霖開始投入拍攝王振祥和“弘博”的時候,STEPS的南非開普敦的製片人唐・艾德金斯(Don Edkins)找到陳為軍,這次的新專案主題是“為什麼貧窮”。

  陳為軍覺得他的新項目和“為什麼貧窮”這個主題“天然契合”:“如果一個人努力地工作,努力地學習,卻還是不能改變命運,依然貧窮,那麼這樣的群體是否就該抬起頭來看看,是不是我們所處的系統出了問題?”

“十個手指只留了一個哪”

  “我那個時候,大學裡有一個城市和農村的學生比例,照這個比例,農村的孩子都能進入‘211’,進入‘985’,”陳為軍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但現在,農村孩子很難進入好大學。原因就在於教育的不公平。農村的師資力量和辦學條件越來越差,稍有不錯的老師,會迅速被挖到城裡的中學去。一個山區裡三四百個學生,考到一本的可能只有三四個。”

  王振祥每天的工作是,到達一個村鎮,下到高中,開一間教室,做一場演講。用投影儀放漂亮的照片:整齊的授課教室,極具現代化的商業報告廳,頗有氣勢的閱覽室。

  然後他抑揚頓挫如朗誦般,向滿教室表情茫然的家長說:“書,是甜蜜的。知識,是甜蜜的。只有讀書,我們才能收穫體面的工作,擁有高品質的生活。”

  “什麼閱覽室啊,項目實驗室啊,商業報告廳啊,學習室啊,沒有一個是我們學校的,全部是百度上找的圖片。”做完演講回家,王振祥脫下襯衫領帶,換上T恤,一臉疲憊。

  2010年6月下旬,程春霖在一次弘博的“講座”上遇到了來自赤壁市車埠鎮的王盼母女。王盼剛剛高考結束,只拿了388分。上一本沒可能,上三本上專科則需要大筆學費。弘博的學費是每年12500元。

  王盼的母親戴任珍天生手指殘缺,但性格非常爽朗。戴任珍站在教室外面對王振祥絮絮叨叨地講述自己的家庭:王盼一直在鎮上念書,沒有去過城市。王盼的爸爸先天有些癡呆,夫妻二人在車埠鎮的磚廠搬磚為生,搬一塊磚賺5厘錢。在老家村子裡,還有快要一百歲的爺爺和奶奶,他們這輩子沒見過電視機。

  然後她說起自己的女兒多麼想要念書。“初中的時候老師問她,你為什麼要上學呢?她說:我上學是為了脫貧。”說到這裡,她笑了。

  在她眼裡,王振祥是一個貨真價實的“老師”。王振祥勉強應和著,好不容易熬到了結束,回到自己的旅館,立刻換了身衣服坐大巴走人。他一邊換衣服一邊說,“變回人類了”。

  “我不想和這些家長有過多接觸。心理壓力很大。”王振祥想到王盼母女,“家裡這麼窮,過來把這錢送給弘博。搞鬼啊……沒良心啊。”在王振祥的招生經驗裡,曾有農村出來的孩子,全家賣了豬賣了牛賣了房子賣了田地,供他一年的學費。

  在程春霖看來,王盼一家是“一個非常極致的家庭”,非抓住不可。

  在檢查完所有程春霖的證件之後,戴任珍終於認定這是一個“比較成熟,也比較可信的孩子”,答應了他的拍攝請求。

  2010年的8月和9月,程春霖在車埠鎮,和王盼一家人同吃同住。

  陳為軍也多次來到車埠鎮,和王盼母女“聊生活,聊想法,聊希望”:“這些孩子的家長跟我的年齡差不多。他們認為,自己之所以沒有機會跳出農村,是因為沒有在高考這條路上取勝。他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我的孩子一定要進大學。但是他們不知道現在除了一本二本之外還有大量的三本大專。他們不知道這種‘大學’和他們當年的大學是不一樣的。三本的學費,四年下來估計是七八萬,他們肯定沒有這筆錢,但是他們會盡其所能把孩子推進去,希望孩子能改變命運。”

  陳為軍發現戴任珍除了在磚廠做工,還有一份“兼職”:幫鄉親哭靈唱夜歌。這種古老而傳統的鼓盆而歌的方式,需要哭靈人結合死者的生前故事,用押韻的方式去歌唱。

  陳為軍請求戴任珍:你唱了那麼多別人的故事,能不能唱一段自己的故事?

  思考片刻,她對著攝像機唱道:“十個手指只留了一個哪。看到別人都把學上,我的心裡都羡慕得很哪。也想背個書包上學哪。媽媽哪,聽完是眼淚滾哪。”

輸在Excel上

  花了那100元註冊費之後,王盼最終沒有進入弘博,不是因為識破了弘博的“騙局”,而是家裡每年確實拿不出12500元。王振祥曾經跟弘博的人提議,把那100元退給王盼,但他最終也不知道這100元到底有沒有退。

  王盼去了另一家大專院校學工程設計,學費一年6000元,她申請到了助學貸款。

  “如果我不讀書,我不知道以後我還能做什麼。至少現在,我覺得我很好。”她對南方週末記者說,“至於助學貸款,以後工作了,我哪怕一個月賺一千,慢慢還,一定能還清。”

  陳為軍是在2011年3月,武漢各大校園招聘會上找到萬超的。這個圓頭圓腦的男生就讀于武漢大學珞珈學院,一所三本大學。

  在人才市場上,萬超一次次坐下來介紹自己,紫色襯衫被汗水浸濕。他央求招聘人員不要把自己的簡歷放在最下面,並表示什麼都願意做。

  “我只是想要在武漢生活下去。”面試的時候,萬超這樣回答。

  “我要工作。為什麼他們不要我?我不是211、985。一定是這樣。”好不容易有一家清算公司打算錄用他:考核期10天,試用期3個月,試用期工資每月1500元。

  萬超對著程春霖算了一筆賬:一個月租房500元,中午伙食費337.5元,話費100元,加起來就是937.5元,工資幾乎消耗光。然而那家清算公司在十天之內就把他辭退了,理由是萬超的Excel用得不熟練。


  在和同班同學的散夥聚會中,萬超在KTV昏暗的燈光下喝多了,蹲在地上大哭。房子已經租了,借了朋友和父母的錢,但是工作還沒有任何著落。

  說服他接受拍攝的人是程春霖。程春霖告訴他,雖然自己的專業是電子資訊,但拍紀錄片是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

  “作為同齡人,他能為夢想不放棄。”萬超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接受拍攝,是覺得這算是一件支持程春霖的事。“年輕人做事很難的,特別是沒有資歷和背景的話。”

  萬超的家庭並沒有那麼困難,他只是恥於向父親借錢。一次次面試,從希望到失望,他忽而興奮過度,忽而愁得一晚上都睡不好。

  有時他也怨恨陳為軍和程春霖的攝像機,它跟著他去找工作,進入公司的面試間、辦公室,讓所有人都認為他對工作的態度是兒戲。

  為了節省房租,他搬去朋友家住。經過一整個夏天的尋尋覓覓,他在遠離武漢市中心的地方找到了一個財務類的工作。

  “剛開始的時候對自己還是有一些期待的。”萬超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但是找工作越找到後來,自己會有一個越來越簡單的想法。就是起碼在你生存的城市,你能活下來。”

  “什麼叫中國夢呢?”

  王振祥早就不想幹了。弘博軟體教育學院往老師身上壓招生任務,他忍無可忍。“寧可學校把我裁掉,我也不想做了。要不是為了拍這部片子……”王振祥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2010年高考季過去,關於他的拍攝結束,王振祥立刻辭了工作。現在他在一家建築公司做市場宣傳。弘博軟體教育學院換了一個名稱後仍在運行,收入比以往更好。

  陳為軍把這部紀錄片命名為“出路”。

  “任何一部紀錄片都不可能像萬能鑰匙。如果身處貧窮,或者身處底層的人看了我的片子,他會突然感覺到:其實很多事情都不是我個人的問題,而是我身處的遊戲規則出了問題。繼而他舉手要求發言、要求改變,這就是解決貧窮的一條道路。”

  艾德金斯主動請纓作陳為軍的製片人。陳為軍和程春霖想把更多筆墨落在王盼和萬超身上,而艾德金斯認為重點應該放在王振祥身上。

  “只有老師最能講述‘體制’(System)和‘政治’(policy)問題。我們必須向全世界的觀眾講述背後的故事,切中要害。”艾德金斯對南方週末記者解釋,“你在中國,當然很能理解這個故事發生的語境和背景。但是你要是不在中國,就很難理解。”

  最後的剪輯方案是:以老師王振祥為主線,學生王盼和萬超作為兩條貫穿的線索,一個高考失敗,進入了貌似夢想天堂的專科院校,一個則從夢想天堂的大學中走出來,進入殘酷的社會。

  陳為軍給《出路》想好的英文片名叫“Chinese Dream(中國夢)”。然而弗雷森和邁耶一致投了反對票。“什麼叫中國夢呢?”邁耶說。

  最後的英文片名單刀直入:Education,Education(教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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