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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 「獨立」卻被「獨立」誤-胡適、羅隆基的異同(林建剛文)     編號 /  60    
發佈者 /  康來昌推薦     發佈時間 /  Tue Jan 14 11:42:20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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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卻被「獨立」誤-胡適、羅隆基的異同(林建剛文)



  1929年,面對國民黨北伐之後建立的黨國體制,發起「人權與約法」論戰的胡適近乎於「以一人敵一國」。這大概是他最勇敢的時候。然而,即便如此,胡適似乎也沒有羅隆基勇敢。《新月》裡那些流傳下來的有光有熱的犀利文字,寫得最有煽動性與顛覆性的無疑還是羅隆基。結果,羅隆基因文罹禍,進了國民黨的監獄。

  在追求人權、民主的大目標上,胡、羅兩人是一致的。羅隆基通過他的政治學素養對國民黨所作的剖析甚至比胡適更深刻、更犀利。但是,在達成目標所使用的手段上,兩人截然不同。

  從個性上來說,羅隆基似乎是鬥士,胡適顯然不是。比勇敢,胡適遠遜羅隆基。不過,如果比智慧,那就很難說了。

  中年時代的胡適,似乎特別青睞「獨立」這兩個字。1930年代,他所主編的刊物就命名為《獨立評論》。1933年5月,胡適在《獨立評論一週年》一文中定義了他心目中的「獨立」。他認為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見不能束縛,時髦不能引誘。這就叫做獨立」。

  前面引用的孟子名言,胡適與羅隆基都能做到,但後面一句「時髦不能引誘」,胡適大抵可以做到,羅隆基似乎沒有做到。

  「人權與約法」論爭之後,兩人就顯示出一些細微的分歧,這一分歧也似乎預示了兩人的不同道路。具體一點說,胡適完全做到了獨立;而羅隆基,則似乎迷戀於掌聲與喝彩聲中,走向了「起初領導群眾最終卻被群眾所領導」的道路。

(一)

  胡適、羅隆基與國民黨展開「人權與論爭」之後,許多同情他們的學生找上門來,希望他們領導青年,展開一個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面對「成為學生領袖」的誘惑,胡適嚴詞拒絕,羅隆基則欣然接受了。

  當時,胡適與羅隆基都執教於光華大學。光華大學的幾個學生找到胡適,希望胡適領導學生,做一大運動,來要求約法保障。胡適拒絕了他們,並在日記中寫道:「這幾個學生的言論使我感覺不愉快,他們是政客一流人,將來恐於隆基有害。」

  胡適的擔憂很快成了事實。找胡適失敗之後,青年學生很快找到羅隆基,向他提出了同樣的請求,羅隆基欣然接受了學生的請求,並很快開始在幕後利用學生的力量來反抗國民黨的專制統治。1931年中國公學發生學潮,羅隆基參與其中,並且是其中的幕後人物。胡適在日記中寫道:「中公問題如此結束,甚為痛心。大概二月四日的校董會本意由孑民先生暫任校長以救危局,而君武、隆基諸人不明大體,縱容學生去包圍校董會。遂成僵局。於是校董會遂把學校送給教育部與黨部了。」

  此後不久,胡適又在日記中寫道:「志摩到北京。我們暢談別後的事,一是中國公學的事,一是《新月》的事。中公的事,我已知大概,但尚不知隆基玩了許多笨拙的把戲,而君武同他一樣見識,遂鬧到不可收拾。」

  胡適不想讓學生捲入政治漩渦耽誤他們的學業。在胡適看來,個人主義的精髓在於每個人首先把自己鑄造成器,在此基礎上每一個個體來爭取他們的自由。胡適將公私界限劃分得很清楚。他當時是中國公學的校長,但是,他爭取人權的行為是他私人行為,與中國公學無關。如果胡適公私不明,他完全可以利用校長的職位來利用學生達到自己的目的。

  為了讓胡適屈服,國民黨黨部使出了不給私立中國公學註冊登記的下作手段。當時,中國公學的學生為了讓胡適當校長,寧願中國公學不登記。而胡適為了讓中國公學登記註冊,寧願自己辭職,他最終辭去了校長一職。

  胡適是獨來獨往的,而曾經是五四運動學生領袖的羅隆基則迷戀於學生的掌聲中,他似乎喜歡做領袖。後來,為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他還秘密加入了張君勱所組建的國社黨。

(二)

  1935年「一二·九」運動時,兩人的表現就更截然不同了。

  作為學界領袖,胡適認為學生的遊行示威,雖愛國之情可感,但在當時情形下卻有誤國之嫌,為此,他竭力勸告學生,希望他們不要遊行示威,給日本侵略者以藉口。胡適的演講遭到的是學生的噓聲,甚至有革命學生寫匿名信謾罵胡適。

  羅隆基則不同,他應學生的要求,頻頻演講,鼓勵青年學生遊行示威。投桃報李,每次演講,羅隆基收穫的都是學生最熱烈的掌聲。作為「一二·九」運動的積極參與者,韋君宜回憶說:「那個羅隆基,也是一樣。這是個大學教授,是我們這些『一二·九』學生經常請來幫我們說話的人。他家在天津,我就到他在天津的家去邀請過他。他在五四紀念活動時來清華講過,痛斥胡適等人如何放棄了當年五四的傳統。」

  審視兩人在「一二·九」運動的表現,毫無疑問,比起胡適的「溫吞水」,羅隆基更受青年青睞。主張獨立的胡適本著「時髦不能引誘」的原則,實話實說。胡適的這些實話讓青年學生很不高興,結果失去了青年的愛戴,成了學生眼中的「漢奸」,羅隆基則順著青年學生的意思說,圍繞著他的,是青年學生無數的掌聲與喝彩聲。

  抗戰勝利之後,作為民盟領袖的羅隆基周旋於國共兩黨之間,縱橫捭闔。他滔滔雄辯的口才與言辭犀利的文章,使他成為媒體的焦點,一時之間,風頭無兩。然而,對於此時羅隆基的行徑,胡適卻很不以為然。1947年,在寫給傅斯年的信中,胡適寫道:「外國人對我國的觀察也有未可一概抹煞之處。例如老兄不喜歡馬帥(即馬歇爾),但我曾聽一個美國朋友說,馬帥對中國人士向不下明白坦率的判語,惟對於羅隆基,則曾坦白的說此人一無可取,且不可靠。此可見馬帥不是瞎眼人也。」

  此時的胡適顯然認同馬歇爾對羅隆基的評價。胡、羅二人的政治理想基本一致,但此時此刻,他們在行事作風上則完全不同,最終分道揚鑣。

  熱衷於掌聲的羅隆基最終沒有做到胡適所推崇的「時髦不能引誘」。在領導群眾追求民主的道路上,他最終被群眾所誤導,成為「群體心理學」學說的又一個證明。

  羅隆基的所作所為,不禁讓我想起來蔡元培的朋友徐謙。胡適在《福建的大變局》中為我們講述了徐謙的故事。

  徐謙對蔡元培說:「我本來不想左傾,不過到了演說台上,偶然說了兩句左傾的話,就有許多人拍巴掌。我不知不覺地就說得更左一點,台下拍掌的更多更熱烈了。他們越熱烈地拍掌,我就越說越左了。」

  講完這個故事之後,胡適頗帶感情地寫道:「一個前清翰林,妄想領導群眾,就這樣被群眾牽了走,世界多少英雄好漢,幾個能逃出那種『拍花』的迷惑。」

  徐謙如此,羅隆基又何嘗不是!


〔原文見騰訊:http://dajia.qq.com/blog/382618110939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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