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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 樹偶有黃葉:儒學大師錢穆為專制辯護(謝家寶)     編號 /  70    
發佈者 /  康來昌推薦     發佈時間 /  Sun Apr 13 13:34:3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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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偶有黃葉:儒學大師錢穆為專制辯護



謝家寶/文

 龍應台在《大江大河一九四九》中對錢穆南下香港,創辦新亞書院那段歷史,進行了極為煽情的描寫,讓錢穆大師的完人形象躍然紙上。然而,“謝家寶樹偶有黃葉”,縱觀錢穆一生為學、為人,尚有很多瑕疵。

一、狹隘民族主義 情緒化地矮化元、清兩朝

  錢穆早年致力於考據學,受顧頡剛的賞識和提攜,後為學界接納。隨著中日衝突升級,國家陷入危難,錢穆拋棄考據學,另立門戶,宣揚保守史觀。他在代表作《國史大綱》中處處宣揚漢族政權優越論,滿是感情色彩地闡述對本國以往歷史的“溫情與敬意”。(據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6年修訂版)

  胡文輝在《現代學林點將錄》中批評錢穆這種情緒化史觀:“文化自戀的氣味未免過於濃厚”。(據胡文輝《現代學林點將錄》,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說得準確些,這是對漢文化的自戀,而對蒙、滿兩族政治文化較為排斥,屬狹隘的民族主義範疇。這一觀念貫穿錢穆一生的研究與著述中。

  翻開《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會發現,秦、隋、元三朝是缺位的。秦朝持續15年,隋朝持續38年,略去不講可以理解,但元朝持續了109年,制度上並非沒有改變,如創立行省制。錢穆先生只在討論清代政治時,用一頁篇幅略論元代,而分析的語言多有貶抑色彩。

  錢穆寫道:“不論蒙古也好,滿洲也好,他們都想拿一個部族來控制政府,掌握政權。這種政權當然是私心的。所以這一種政權之下之所有措施,便不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種法術,一種控制此政權之手段。”(參照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01年版)用現代政治學的觀點看,所謂制度就是指一組規則體系。蒙、滿的政權形式並非無規則可考,說其是法術不是制度,較為牽強。

  《國史大綱》中元朝歷史所占比重較小,行文更為情緒化。如,“故元之諸帝,多不習漢文,甚至所用官吏,有一行省之大而無人通文墨者。因此其政治情態,乃與中國歷來傳統政治,判然絕異。”。對於元代行中書省的創立,錢穆先生批評道:“以便其分區宰割之私意。”

  元史學者李則芬在《近人考據亦多草率》中,對錢穆的《國史大綱》提出了批評,尤其是元史方面,李認為錢穆太過疏漏。李則芬認為,元代並非如錢穆所說,皇帝不懂漢文,國家文治一塌糊塗。事實上,忽必烈精通儒學,曾親自考儒生的書法與背誦。忽必烈以下的諸皇帝、王子也都有名師指導漢學教育。如,仁宗師從姚樞、竇默等;成宗師從李謙、董文用等;武宗師從李孟等;仁宗師從李孟等;英宗師從王集、柯久思等;明宗師從吳直方等。(據李則芬《近人考據亦多草率》,收入《史學入門的警惕》,臺灣黎明文化1993年版)

  元代的社會並非黑暗專制一筆抹殺,李則芬甚至認為,“元代不但不是一個黑暗時代,毋寧是中國歷史上難得的一個小康時期”,元代注重教育,學風沿襲宋朝,形成了“務實學,不尚空談”的風氣,元代的經書著述,私人文集與小說、戲劇,都達到了較高的水準。明代的很多學術成果多抄襲元代。(李則芬:《明人歪曲了元代歷史》,收入《文史雜考》,臺灣學生書局1979年版)

  從錢穆矮化元、清兩朝的歷史可以看出,不難看出他在國家危亡時陷入了狹隘的民族主義中,略去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不談,單純從學術的角度講,錢穆的治學有失客觀、嚴謹。

二、為專制呐喊 稱中國傳統政治為民主政體

  錢穆的保守史觀尚可從特殊的歷史背景進行理解,但錢穆對古代政治的論述卻出現了很多常識性的錯誤。胡文輝的評價相對中肯,錢穆“惟現代知識膚淺,而又好作中西文化比較,則往往信口開河,不脫五四時代梁漱溟、李大釗口吻”。(參照胡文輝《現代學林點將錄》)

  錢穆在《中國傳統政治與五權憲法》一文中寫道:“中國傳統政治,既非貴族政治,又非君主專制,則必為一種民主政體……一種自適國情之民主政治。”(參照錢穆:該文收入《政學私言》,商務印書館民國34年版)他在《中國民主精神》一文中依然說,“中國傳統政體,自當屬於一種民主政體。”(據錢穆:該文收入《文化與教育》,廣西師大社2004年版)錢穆的這些言論顯示,他對西方的民主幾乎沒有明確的概念。

  不僅如此,他對西方的政黨政治、憲政也缺乏基本的常識。在《中國傳統政治》一文中,錢穆寫道:“當知政黨政治,重多數輕少數,實在是重人不重法。傳統政治一向是重職權分劃,重法不重人……若論西方政府,在先並無像中國般詳明的職權劃分與法制細規之建立,政治變動性太大,遂產生近代政黨政治之要求。”(錢穆:該文收入《國史新論》,三聯書店2001年版)這等理解,膚淺之至。如對希臘民主、羅馬法律略知一二,錢穆先生大概不會發如此宏論。

  錢穆的這些觀點一直遭到史學界的批判。徐複觀曾撰文《良知的迷惘——錢穆先生的史學》,痛批他的此種論點。徐先生認為,錢穆“所發掘的是二千年的專制不是專制,因而我們應當安住于歷史傳統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麼民主”。(徐複觀《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版)

  此外,學者張君勱曾撰寫《中國專制君主政治之評議》,以洋洋三十余萬言篇幅,對錢氏二萬言的《中國傳統政治》詳加批駁。(參照胡文輝《現代學林點將錄》)

  錢穆對中國傳統政治的解釋並非完全出於常識缺乏,而是為了與自己保守的史學觀念及傳統優越論保持一致而曲解歷史。對於這點,李敖抓得很准。錢穆去世時,李敖寫了《我最難忘的一位學者——為錢穆定位》一文,指出“錢穆的史學是攪成一團的產品,他似乎對‘本國以往歷史’太‘滿意’了,結果做了太多的曲解與巧辯”。(李敖:收入《李敖文集》,時代文藝1996年版)

三、晚年成蔣氏御用文人 奴顏媚骨幾近無恥

  錢穆於1949年南下香港,創立新亞書院,以教書為業。蔣介石得知後,屢次派人前往香港,邀請錢穆赴台,但一開始錢穆並未下決心定居臺灣。隨後的幾年,錢穆在臺灣有過短暫的度假和演講活動,受到蔣氏父子的熱情接待。

  多次“盟主恩招”,盛情難卻,錢穆最終於1967年來臺灣定居。在蕭政之的建議下,他選了臺灣東吳大學左近的一塊地皮,決定蓋房子。蔣經國知道後表示,建房子的這筆錢不能讓錢穆先生付,應該由“國家”來付。蔣經國將這事告訴了蔣介石,蔣介石更是堅持要政府撥款為錢穆建房。

  受到“總統”如此禮遇,錢穆受寵若驚,此後發表了大量歌功頌德的文章。在《蔣總統七十壽誕》中,錢穆將蔣介石捧上了天,說其“實開中國歷史元首傳人曠古未有之一格”。在《總統蔣公八秩華誕壽文》中,錢穆更是極盡對蔣公的誇讚能事,說蔣介石“誠吾國歷史人物中最具貞德之一人……而吾國家民族此一時代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勝之也。”

  在《蔣總統與中國文化》中,錢穆將蔣介石奉為“可當我民族文化傳統之代表”。在《屢蒙總統召見之回憶》中,錢穆寫下了蔣介石去世時自己的感受,“內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閱覽寫作,無可持續,惟坐電視機前,看各方悼祭情況,稍遣哀思。”很難想像,如此奴顏媚骨的文字,竟然出自一代大儒錢穆的筆下。

  類似的文章還有十幾篇,如《一位高瞻遠矚的政治家》《蔣總統的哲學思想第一講》《故總統蔣公逝世三周年追思》等。這些文章收錄在台版《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十冊,由臺灣素書樓文教基金會於2000年出版。

  最早將這些醜事揭露出來的是李敖。在《蔣介石和錢穆之間的一些臭史》中,李敖對錢穆的這些文章很辛辣地評論道:“肉麻兮兮,已是全然無恥,知識份子反動到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李敖指出,成為蔣介石的御用學者,是錢穆一生最大的敗筆,他有成為一代儒宗的機會,可惜因為倒向了統治者的懷裡而沒做成。(李敖:收入《蔣介石研究》,華文出版社1988年版)

  雖說李敖批評略顯尖刻了些,但錢穆拍蔣介石馬屁,依附蔣氏父子卵翼卻是不爭的事實。無論出於特殊的時代背景考量,還是出於所謂的錢穆與蔣介石私交的考慮,這種行為絕非有獨立人格的知識份子該做的。如今臺北的錢穆故居素書樓上掛著一幅對聯,橫批是“一代儒宗”。僅就錢穆與蔣介石的一段公案來看,這個橫批還是拿下為好。

結語:

  錢穆與他所處時代的學者一樣,都有著強烈的時代印記,我可以抱著“溫情與敬意”的態度去理解他的史學觀,但錢穆為專制辯護,這是決計不能被贊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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