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從何來？
康來昌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自明的：「人受造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出讓的權利，包括生活、自由和追求快樂的權利。」
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建立政府，…政府破壞這目標時，人民有權利改變或廢除政府。
這是美國《獨立宣言》的話，它建立在自然法和天賦人權（即自然權利）的觀念上，促進民主、改善民生，一直產生巨大的積極作用，是反抗各種暴政的利器。社會法律越不義，人們就越訴諸自然法和天賦人權。但它也可能培養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的蠻橫和不負責任的態度。基督徒不應一面倒的反對或支持它，我們先看非基督徒的批判。
哲學家邊沁認為，說「自然」或「老天」或「造物主」或「神」賦予人任何權利，那是「荒唐透頂」（nonsense upon stilt），違反邏輯、常識和事實。
自然權利說把願望等同現實，把「應然」（ought）當成「實然」（is）。「人相信自然權利這種謬論，是以幻想來實現自己的慾望。因為，希望有某種權利不等於真有那權；需要不是供應，饑餓不是麵包」（a reason for wishing that a certain right were established, is not that right, want is not supply, hunger is not bread.）
邊沁認為，個人利益必須與社會公益結合，人需要被提醒的是他的義務，不是他的權利，因為人總是只注意到自己的權利。自然權利論不約束自私，反而強化這種感情，從而妨害公共利益。邊沁批判法國《人權宣言》: 「自私的可怕不是它軟弱無力，而是它毫無節制…。人權宣言鼓勵人:『看哪，你要什麼就搶什麼！』，對憤怒的感情說:『看哪，你恨什麼就打什麼。』」（to say to the selfish passions, there -- everywhere -- is your prey! -- to the angry passions, there -- everywhere -- is your enemy.）
艾克頓公爵（Lord Acton）說「權力腐化統治者」，邊泌說「權利腐化人民」。歷史證實二人的見地。「還我xx權」、「人民有xx權」、「打倒」、「抗議」的氾濫，像五四運動的火燒趙家樓和佔領華爾街運動一樣，常是激情有餘，法理不足，甚至無法無天的權利話語的作用。
邊泌不保守，他與社會民主主義者彌爾（J. S. Mill），社會主義者羅伯•歐文等人，推動經濟社會文化等積極權利（Positive Rights），如婦女參政權、遺產權、離婚權、弱勢（如工農）者的經濟權、言論自由權、同性戀權、動物權，及廢奴廢體罰。他反對天賦人權或君權神授說，並非反對權利，而是主張任何權利必須來自法律而非自然或上帝。
馬克思和社群主義者對權利的批判和邊泌類似。他們說權利的講法太自私，忽略了社會和群體。筆者強烈反對邊泌、馬克思和社群主義者的眾多觀點，但他們批判自然或天賦人權，是筆者完全同意的。
當代主張人有權利的學者，只有Rorty誠實合理的說（Human Rights, Rationality, and Sentimentality），權利的來源是同情心而不是理性與邏輯；也就是說，是感性而非理性，才推出人有種種權利。思想家如馬爾薩斯和霍布斯早就指出，自然（自然不等於超自然，自然絕不是神）沒有給任何生物的生存權，生活資料是有限的。那麼，獨立宣言說的：「造物者賦予人生活的權利」，合乎聖經合乎教會傳統嗎？
基督徒當然相信，萬物的存活，全賴神恩（如，詩104:27），但這不等於人有權利對神說：「把我應得的麵包給我」。這是浪子的狂傲口氣（路15:11）；僱工的埋怨態度（太20:15）；哥林多教會的自誇（林前4:7）；不是主禱文的教導（太6:11）。相反的，要吃，得「汗流滿面」（創3:19），得工作（帖後3:10），得有善行（提前5:9）；連嗎哪，也得及早拾取，才有得吃。不工作有衣食，是亞理斯多德政治理論中，統治階級的生活，不是基督教的倫理。
我們可以從「不可殺人」的律法推出：人有以下的生活權：你不可殺我→你要讓我活→我有權利要求你（父母或教會或社會），讓我（提供我）過一個有尊嚴的生活（a decent social minimum，彌爾的話）嗎？我們可以從「要愛人如己」的命令推出：我有權利要求你愛我，像你愛自己一樣？不能！羅馬書13:9（以及整本聖經）命令基督徒有捨己愛人、竭力行善的責任義務，但並不建立人有相對的權利。使徒行傳4:32記載：「信的人…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但這不賦予任何人權利，要求別人提供他所需用的：「田地…是你自己的。…價銀…是你作主」（徒5:4）。
耶路撒冷教會需要被救濟（徒24：17；羅15：25、26；林前16：1-4），但任何需要，不構成它有權利命令其它教會（或社會）慷慨解囊（林後8:2、3，9:5）。哲學家諾齊克（Nozick）說的對，盲者有看見的需要，但沒有權利要求全明者捐一隻眼給他。獨立宣言不穩妥，但它還明智的說，人有追求快樂的權利，而不說人有得到快樂的權利。因為不僅快樂太主觀，因人而異，而且得快樂，自己有追求的責任。獨立宣言提出的生活權和自由權，也太含糊；應當說，人的生活、自由、追求快樂的權利，都以不違反法律為界限。
當政府違法，或法律不義時，人民有改變或廢除政府的權利，也就是造反有理（有權）嗎？
教會向來根據羅馬書13:1-4回答說，沒有。權柄皆出於神，武力反抗權柄，就是反抗神。對暴改，可責可逃（太2:13，10:23，26:52；約10:39），不可反（彼前2:13、18）。改教運動後，天主教、改革宗、路德宗都有反抗說（Resistance Theory），但那是歷史的產物，缺少聖經的根據。聖經幾個反暴政的例子，摩西對抗法老、耶羅波安反羅波安、耶戶弒君，都是神主導主事；即使如此，耶戶也因個人手段過激而被責（何1:4）。加爾文寫信給法國胡格諾派的領袖，回答他常被問的問題：「上帝的子民反抗暴政的壓迫難道不合法嗎？」加爾文的答覆是：不合，如果今日為著信仰流人的一滴血，那麼歐洲的未來必將被血的河流所淹沒。因此，「如果我們（因流血反抗）使基督徒和福音的名聲受羞恥，倒不如讓我們立刻死去更好」。（道格拉斯凱利著，《自由的崛起》，51頁）。
1560年由諾克斯（John Knox）寫的蘇格蘭信條（Scots Confession）第14條說：信徒的善行包括「不讓無辜人的血為人所流」。神學博士林洪榮解釋：「這是反抗暴政的要求」（基督教神學發展史3，564頁），並引神學家巴特的話支持：「諾氏及其朋友用他們的言行為此做出了鮮明的見證，這不但是消極的抵抗，而且是積極的，在某種情況下是需要以暴力抗拒暴力，…也許若要抗拒暴政及制止流無辜人的血，除此以外也別無他途」（Barth, The Knowledge of God，p.229）。可是鮮明的是兩位神學家的強解，「不讓無辜人的血為人所流」為什麼必須等於暴力革命？庇護、收容、援助、呼籲、請求外力（國外）幫助都可以啊！也許我們常覺得必須以暴制暴，但筆者看不出聖經允許人民有此權力。
聖經不是站在有權有勢或無權無勢的立場講話，聖經是站在神的立場講話。權利或權力都是神造神管的（西1:16；約19:11；但2:37），基督徒不可崇拜權利或權力，而要看到它固然當用有用，但也有墮落的成分（林前15:24）。君主君權如此，民主民權如此，資本家工人、商家顧客（沒有「顧客永遠是對的」這回事）、民數記曠野的人民、反對撒母耳的百姓、要釘耶穌的群眾，都錯了。「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掃羅（撒上15:24）、彼拉多（路23:25）也錯了。我們很高興在民主政治中，可以不流血而用投票的方式更換政府、改變法律；但福利國家的破產、多數的暴力、希特勒經過民主程序當權，也提醒我們，民主民權不是絕對的善。同樣的，洛克、哈耶克和古典自由主義者，和與他們針鋒相對的烏托邦主義，都犯了天真的錯誤（烏托邦主義的錯要大得多）。他們認為，「自發秩序」（spontaneous order，市場經濟）是完美的；「自我擁有」（self-ownership）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沒看到神才擁有一切，沒有看到人是有限有罪的。
誠懇持續的認罪、信神，承認只有神有權柄，擁有並管理萬物，而不是堅持某一種意識形態，這是改良、修正、充實、豐富社會的穩當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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