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偶有黄叶：儒学大师钱穆为专制辩护
谢家宝/文
龙应台在《大江大河一九四九》中对钱穆南下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那段历史，进行了极为煽情的描写，让钱穆大师的完人形象跃然纸上。然而，“谢家宝树偶有黄叶”，纵观钱穆一生为学、为人，尚有很多瑕疵。
一、狭隘民族主义 情绪化地矮化元、清两朝
钱穆早年致力於考据学，受顾颉刚的赏识和提携，后为学界接纳。随著中日冲突升级，国家陷入危难，钱穆抛弃考据学，另立门户，宣扬保守史观。他在代表作《国史大纲》中处处宣扬汉族政权优越论，满是感情色彩地阐述对本国以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据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版）
胡文辉在《现代学林点将录》中批评钱穆这种情绪化史观：“文化自恋的气味未免过於浓厚”。（据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说得准确些，这是对汉文化的自恋，而对蒙、满两族政治文化较为排斥，属狭隘的民族主义范畴。这一观念贯穿钱穆一生的研究与著述中。
翻开《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会发现，秦、隋、元三朝是缺位的。秦朝持续15年，隋朝持续38年，略去不讲可以理解，但元朝持续了109年，制度上并非没有改变，如创立行省制。钱穆先生只在讨论清代政治时，用一页篇幅略论元代，而分析的语言多有贬抑色彩。
钱穆写道：“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这一种政权之下之所有措施，便不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参照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01年版）用现代政治学的观点看，所谓制度就是指一组规则体系。蒙、满的政权形式并非无规则可考，说其是法术不是制度，较为牵强。
《国史大纲》中元朝历史所占比重较小，行文更为情绪化。如，“故元之诸帝，多不习汉文，甚至所用官吏，有一行省之大而无人通文墨者。因此其政治情态，乃与中国历来传统政治，判然绝异。”。对於元代行中书省的创立，钱穆先生批评道：“以便其分区宰割之私意。”
元史学者李则芬在《近人考据亦多草率》中，对钱穆的《国史大纲》提出了批评，尤其是元史方面，李认为钱穆太过疏漏。李则芬认为，元代并非如钱穆所说，皇帝不懂汉文，国家文治一塌糊涂。事实上，忽必烈精通儒学，曾亲自考儒生的书法与背诵。忽必烈以下的诸皇帝、王子也都有名师指导汉学教育。如，仁宗师从姚枢、窦默等；成宗师从李谦、董文用等；武宗师从李孟等；仁宗师从李孟等；英宗师从王集、柯久思等；明宗师从吴直方等。（据李则芬《近人考据亦多草率》，收入《史学入门的警惕》，台湾黎明文化1993年版）
元代的社会并非黑暗专制一笔抹杀，李则芬甚至认为，“元代不但不是一个黑暗时代，毋宁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个小康时期”，元代注重教育，学风沿袭宋朝，形成了“务实学，不尚空谈”的风气，元代的经书著述，私人文集与小说、戏剧，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明代的很多学术成果多抄袭元代。（李则芬：《明人歪曲了元代历史》，收入《文史杂考》，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版）
从钱穆矮化元、清两朝的历史可以看出，不难看出他在国家危亡时陷入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中，略去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不谈，单纯从学术的角度讲，钱穆的治学有失客观、严谨。
二、为专制呐喊 称中国传统政治为民主政体
钱穆的保守史观尚可从特殊的历史背景进行理解，但钱穆对古代政治的论述却出现了很多常识性的错误。胡文辉的评价相对中肯，钱穆“惟现代知识肤浅，而又好作中西文化比较，则往往信口开河，不脱五四时代梁漱溟、李大钊口吻”。（参照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
钱穆在《中国传统政治与五权宪法》一文中写道：“中国传统政治，既非贵族政治，又非君主专制，则必为一种民主政体……一种自适国情之民主政治。”（参照钱穆：该文收入《政学私言》，商务印书馆民国34年版）他在《中国民主精神》一文中依然说，“中国传统政体，自当属於一种民主政体。”（据钱穆：该文收入《文化与教育》，广西师大社2004年版）钱穆的这些言论显示，他对西方的民主几乎没有明确的概念。
不仅如此，他对西方的政党政治、宪政也缺乏基本的常识。在《中国传统政治》一文中，钱穆写道：“当知政党政治，重多数轻少数，实在是重人不重法。传统政治一向是重职权分划，重法不重人……若论西方政府，在先并无像中国般详明的职权划分与法制细规之建立，政治变动性太大，遂产生近代政党政治之要求。”（钱穆：该文收入《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版）这等理解，肤浅之至。如对希腊民主、罗马法律略知一二，钱穆先生大概不会发如此宏论。
钱穆的这些观点一直遭到史学界的批判。徐复观曾撰文《良知的迷惘□□钱穆先生的史学》，痛批他的此种论点。徐先生认为，钱穆“所发掘的是二千年的专制不是专制，因而我们应当安住于历史传统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么民主”。（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版）
此外，学者张君劢曾撰写《中国专制君主政治之评议》，以洋洋三十余万言篇幅，对钱氏二万言的《中国传统政治》详加批驳。（参照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
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解释并非完全出於常识缺乏，而是为了与自己保守的史学观念及传统优越论保持一致而曲解历史。对於这点，李敖抓得很准。钱穆去世时，李敖写了《我最难忘的一位学者□□为钱穆定位》一文，指出“钱穆的史学是搅成一团的产品，他似乎对‘本国以往历史’太‘满意’了，结果做了太多的曲解与巧辩”。（李敖：收入《李敖文集》，时代文艺1996年版）
三、晚年成蒋氏御用文人 奴颜媚骨几近无耻
钱穆於1949年南下香港，创立新亚书院，以教书为业。蒋介石得知后，屡次派人前往香港，邀请钱穆赴台，但一开始钱穆并未下决心定居台湾。随后的几年，钱穆在台湾有过短暂的度假和演讲活动，受到蒋氏父子的热情接待。
多次“盟主恩招”，盛情难却，钱穆最终於1967年来台湾定居。在萧政之的建议下，他选了台湾东吴大学左近的一块地皮，决定盖房子。蒋经国知道后表示，建房子的这笔钱不能让钱穆先生付，应该由“国家”来付。蒋经国将这事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更是坚持要政府拨款为钱穆建房。
受到“总统”如此礼遇，钱穆受宠若惊，此后发表了大量歌功颂德的文章。在《蒋总统七十寿诞》中，钱穆将蒋介石捧上了天，说其“实开中国历史元首传人旷古未有之一格”。在《总统蒋公八秩华诞寿文》中，钱穆更是极尽对蒋公的夸赞能事，说蒋介石“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
在《蒋总统与中国文化》中，钱穆将蒋介石奉为“可当我民族文化传统之代表”。在《屡蒙总统召见之回忆》中，钱穆写下了蒋介石去世时自己的感受，“内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阅览写作，无可持续，惟坐电视机前，看各方悼祭情况，稍遣哀思。”很难想像，如此奴颜媚骨的文字，竟然出自一代大儒钱穆的笔下。
类似的文章还有十几篇，如《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蒋总统的哲学思想第一讲》《故总统蒋公逝世三周年追思》等。这些文章收录在台版《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十册，由台湾素书楼文教基金会於2000年出版。
最早将这些丑事揭露出来的是李敖。在《蒋介石和钱穆之间的一些臭史》中，李敖对钱穆的这些文章很辛辣地评论道：“肉麻兮兮，已是全然无耻，知识份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李敖指出，成为蒋介石的御用学者，是钱穆一生最大的败笔，他有成为一代儒宗的机会，可惜因为倒向了统治者的怀里而没做成。（李敖：收入《蒋介石研究》，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
虽说李敖批评略显尖刻了些，但钱穆拍蒋介石马屁，依附蒋氏父子卵翼却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出於特殊的时代背景考量，还是出於所谓的钱穆与蒋介石私交的考虑，这种行为绝非有独立人格的知识份子该做的。如今台北的钱穆故居素书楼上挂著一幅对联，横批是“一代儒宗”。仅就钱穆与蒋介石的一段公案来看，这个横批还是拿下为好。
结语：
钱穆与他所处时代的学者一样，都有著强烈的时代印记，我可以抱著“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去理解他的史学观，但钱穆为专制辩护，这是决计不能被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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