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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 扮演上帝:20世紀中國激進思想中人的神化(張灝)        編號 /  19
發佈者 /  康來昌推薦       發佈時間 /  Thu Nov 18 12:58:2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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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上帝:20世紀中國激進思想中人的神化(張灝)

服從神何不服從己,己即神也,己以外尚有所謂神乎? - (《倫理學原理》批註)

毛澤東(1893-1976)於1918年寫下上面這段文字時,他正要從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這段文字不僅富有文化啟示,而且也富有政治預言的意義。同時,這段文字也透露出五四時期思想氣氛的重要一面。後來當毛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這一段文字也同樣預示著他個人在政治風格上的一些顯著的特色。

首先,這一段文字表達了廣布在五四時期知識份子的一個普通觀念,那就是人的神化( deifiation of man )。就五四時期的激烈反宗教的思想氛圍而言,“神化”一詞似乎顯得極不相稱。因為,反宗教的思想產生於當時盛行的科學主義心態,而這一心態認為,只要提到神就是迷信。但我們經常忽略了,當時許多反宗教的看法,常常含藏一個更重要的宗教信念:萬能的人類現在可以取代神靈,成為宇宙的主宰。

這樣的信仰究竟從何而來?部分來自中國傳統。現在已有學者指出,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傳統的趨勢,其實與歷史傳統有延續關係。為了明瞭其間的延續性,我們必須先注意到一項事實,那就是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三支主要潮流都有一個基本觀念:人類的內在自我含有神性,而且經由道德或精神修為,人可彰顯天賦的神性,進而神格化。此一信念是以“天人合一”的精神觀作為基礎,而此一精神觀則是儒道二家思想的核心。雖然原始佛教教義並不標舉此一信念,可是大乘佛教在中國發展之後,它的核心思想卻與此信念頗有類同之處。因此,既然大多數五四知識份子在年輕時代都曾受過不少的傳統教育,上述人有天賦神性的看法,很自然就隱存於五四的思想背景之中。

毛澤東本人即為顯例。當1915年《新青年》創刊開啟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時,年甫22歲且身為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生的毛,很快地成為該刊的忠實讀者。 1918年從學校畢業後,毛旋即投入風起雲湧的新文化運動的各類運動,包括編輯刊物、組織學會和發起社會與政治抗議活動。就這樣,從五四早期開始,毛澤東逐漸變為一位典型的激進知識份子。

不可忽略的是,毛曾深受儒家式的傳統教育。從他後來的回憶以及年輕時所遺留下來的紀錄判斷,我們現在知道毛澤東除了精讀儒家基本典籍如四書、五經之外,也曾涉獵一些宋明理學的主要文獻,像是朱熹的《近思錄》與《朱子語類》等。因此,毛的基本人生觀有著儒家深刻的烙印,是無足驚異的。

宋明理學“天人合一”的觀念,即是這種人生觀的重要成分之一。根據朱熹(1130-1200)所言:宇宙間萬事萬物均有其終極根源,稱為“太極”、“理” 或“道”,而它們存在於每個人的內在本性中。透過毛當 時的 老師、後來的岳父楊昌濟(1871-1920)的影響,毛基本上承襲了此一傳統的信念,雖然他並未明顯地套用傳統的辭彙。他早年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為宇宙為一體,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根據這種思想,他曾一度以典型理學家的口吻,宣稱“實體即我”(the reality is self )“我即實體”(self is the reality ) 。

所以,毛從儒家思想獲得對人之自我的道德與精神潛能的無限信心,相信透過修為凡人可以成為聖賢。根據他的看法,所謂,’.聖賢”即是一位通曉宇宙的大本大源,並因而具有對過去、現在及未來超凡的洞察力,且能借此探悉天地奧秘之人。顯然在毛的心目中,聖賢是指透過道德精神上的努力而成就的“超人”。

郭沫若(1892-1978 )也是一位知名的五四知識份子。他的例子也能幫助我們瞭解,人有神性潛能這一信仰的傳統根源。郭氏早年受到莊子道家哲學和王陽明心學的影響,特別為二者的泛神論所吸引,因而相信萬物包括人類均含有神性。在五四前期留學日本期間,他便察覺到這種深具中國傳統特徵的泛神論和西方有所不同。誠如郭在1921年的一篇文章中寫到:猶太教的傳統相信上帝創造了人和世界,中國傳統顯然與此有別。在中國傳統中,創造天地萬物者是人類而非上帝。“事實上”,他說,“按照中國傳統的看法,人即是神”。儘管當時郭氏反傳統的看法已日益滋生,此文所表現的激進的人本主義,卻正是來自中國傳統。

毛和郭所代表的思想背景並非五四時代的例外。在他們之間確實有許多人宣稱自己是反傳統主義者,很想要否認和傳統文化之間的關係,但事實證明傳統卻對他們的影響常在不知不覺之間,而非他們可以任意超越。傳統的“天人合一”信仰可以再作這一方面的例證。以當時科學主義之昌盛,我們總以為許多五四知識份子會放棄此一傳統信仰,相當有趣的是,在他們的文字之中仍能發現不少這一信仰的蛛絲馬跡,包括激烈宣導反傳統的陳獨秀 (1879-1942 )、李大釗(1889-1927 )、高一涵( 1884-1968)與易白沙(1886-1921)等。由此可見,我們必須認識“人的神化”這一傳統思想的淵源,才能深人理解五四時期激進的人本主義之本質。

雖然來自傳統的天賦神性觀念相當重要,畢竟這也只是五四時代對人性的過度自信的部分根源而已,其他根源則來自所謂的西學。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曾指出,嚴複是中國第一代知識份子(1985-1911)的一位典型人物。他對近代西方的“浮普精神”非常傾倒。此種傾倒為五四知識份子所承襲,也助長他們對人性產生荒誕式的樂觀信念,讓他們相信如果人性潛力得到完全的發展,人就可以取神而代之。我們可以說:中國傳統給五四思想帶來道德及精神的人性可以神化這個觀念,在西方的“浮普精神”的影響之下,延伸至自然人性的領域。

這種“浮普精神”最初見之於毛澤東就讀于長沙師範時期的著作。他年輕時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體育之研究》(《新青年》三卷二號,1917年4月),便通篇對自然人的原始活力充滿著讚頌。他當時曾經說過這樣的話:“與天爭,其樂無窮。與地爭,其樂無窮。與人爭,其樂無窮”這種觀念即是在肯定人之神性的思想背景下形成的。

類似的想法也出現於郭沫若早期的作品6如前所論,青年時代郭沫若也曾將他的泛神論信仰歸諸於道家哲學和陽明心學。但在郭的泛神論之中,傳統的“天人合一” 信仰也摻和著郭所讀過的西方浪漫文學,尤其是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與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的思想,因而此後郭氏泛神論中,即呈現浮士德式自我神化的形象。在五四時代郭所寫的散文和詩堙A“自我”有時會被認為具有超人的力量,從事于一場龐大的改造宇宙的奮鬥。

在五四末期,胡適也在一篇為人所熟知的讚揚近代西方文明的文章中,提出這種對於人之形象的過分膨脹的看法。

根據他的看法,近代西方有幸對人有一種特殊的洞見:相信人靠科學理性,可以變得萬能。胡氏說,近代西方人因此能夠“勘天縮地”,並且建造“人世的天堂”。他指出,現代西方的龐大動力來自他所謂的“人化的宗教”。他這個“人化的宗教”的觀念顯指西方近代文明相信科學可以把人神化的信念。

對於人的形象,陳獨秀大致也有類似科學主義的看法。提倡以科學崇拜來取代宗教,是他的科學觀的一部分。當然,這項理念的基礎來自近代西方的實證主義信念。實證主義者相信科學是客觀真理的寶庫,科學因此應該取代愚弄人民的宗教迷信。但同樣重要的是陳氏對科學萬能的看法,他認為人既能發明萬能的科學,就應該取代上帝而成為宇宙主宰〔1〕。

所以,就促進五四思想文化中“人的神化”的動因而言,來自近代西方文化的比重,可以說和中國傳統不分軒輥。然而就在探索這激進的人本主義時,我們不僅要認清其思想根源的二元性,而且還要認清五四時期“人的觀念”中所存在的一種吊詭性:人的“自我”同時有被無限地放大和縮小的可能。一方面,我們看到對個.人 “自我”’特別的重視,另一方面,仔細觀察之下,“自我”消融於群體之中。的確,在五四“人的神化”的思想表面下往往多指群體而非個人,多指“大我”而非 “小我”。

我們可再舉青年毛澤東對“自我”的觀念為例。我已經說明毛的思想受儒家“天人合一”的信仰所影響,這種信仰含有二元的“自我”概念,即內在本質的自我和外在形體的自我。毛曾引用孟子的思想,稱前者為“大體”或“貴我”與後者為“小體”或“賤我”。在五四時期盛行的西方個人主義衝擊之下,此二元的自我概念是將個體自我(individual self )與終極實體連結在一起,因而有朝個人主義發展的趨勢。毛澤東在長沙求學階段的晚期思想便透露此一趨勢。本文起首所引用的毛澤東語句,就是寫於此一時期。這一發展趨勢曾在五四時期他的思想中出現。他稱之為“精神的個人主義”。

由於這種思想,他曾把個人自我與宇宙的精神根源等同起來,也因而強調個人超越任何群體。正由於這“精神的個人主義”根植於儒家二元“自我”與“天人合一” 的觀念,毛此處對個人價值的闡揚有其暖昧性與脆弱性。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儒家傳統有個超越內化的傾向—將超越的“道”或“天道”與天地萬物包括國家社櫻銜接起來。這反映傳統思想的超越意識未能充分發展,其結果是超越意識的腰斬與架空。也就是說,儒家思想產生一種傾向,將內在的、本質的自我(essen- tial self ),等同于或混同於社會整體或集體之我(collectiveself)。因此這一傾向往往強調了社會或集體的神聖性,而同時卻犧牲了經驗的個體自我的價值。這可以說明,為何五四時期的毛澤東“精神個人主義”曾使他先拒絕讚揚無私之全體(selflesswhole)的觀念,最終卻又回到為全體而犧牲個體 (self )的觀念。

同一傾向也見之於當時許多其他知識份子的文字,如前面提到的李大釗、陳獨秀、高一涵、易白沙、高語罕等人,他們一方面肯定自我的價值,而暗藏於其論述背後者,則是程度不一的精神個人主義(spiritual individualism )。

即使是胡適—五四時期自由個人主義(liberal individual)最主要的代言.人—的“自我”概念中也帶有一些“精神的個人主.義”。他也接受由來已久的區分“大我”與“小我”的看法,並認知 “大我”為社會的全體,而個人自我的價值只是為了貢獻社會。這個看法清楚地表現在他有名的“社會不朽論”中〔4}。既然這種看法能夠存在于胡適這樣一位自由主義者的思想中,我們大抵可以斷言,五四時期大多數的中國知識份子都會以集體之大我為個體之小我的前提。既然有如此之多的五四知識份子以“大我”消融 “小我”的趨勢,“人的神化”殆多指前者而非後者。這方面的趨勢,我們可從傅斯年(1896-1950)的《人生問題發端》中清楚地看出。傅是當時與胡適關係很密切的學生,亦是五四時代嶄露頭角成為年輕學生一輩的領導人之一。這篇文章發表於《新潮》—五四當時最重要的論壇之一。

傅氏的文章表面上是在提倡一種以個人的自由發展為中心的人生觀,但在這理想背後,傅提出“生活永存”的道理,正是呼應胡適“社會不朽”的主張。所以隨著文章發展,社會之集體自我逐漸成為傅斯年所關懷的個人自身發展的主要論旨。正如他所強調,個人自我發展的中心思想可以概括為“努力為公”這句哉言。

此一言不僅表示出“集體自我”才是傅斯年的人生哲學的中心義旨,它同時也揭示傅斯年對集體自我的力量深具信心 —相信此一力量可以達到神化境界。傅斯年在文章最後引述一則“愚公移山”寓言。這則故事取材自道家典籍《列子》。在故事中,愚公與他的兩個兒子想要搬移坐落在家門前並阻礙交通的兩座巨山。雖然人們告訴愚公事不可為,他卻展現出對人類意志力不可撼動的信心。“雖我之死,其(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有 (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匾也。”最後天帝因為愚公的信念與毅力而感動,於是派遣兩位天使將兩座大山背走。

此則道家寓言原意並不在稱頌人類的能力。不錯,此則寓言很讚揚人的決心與毅力這些美德。也是因為愚公有此美德,天帝神靈才會因而感動,並為他搬移兩座巨山。因此按照《列子》寓言的原意,完成奇跡的是具有超人力量的神靈而非人類。

重要的是,傅斯年對此則寓言的解讀有所不同。對他來說,寓言的意義只在於頌揚人類的能力無敵。而且與其說是相信人類個體自我的無敵,不如說是群體自我的無敵。傅斯年在文章最後結論道:“群眾是不滅的,不滅的群眾力量,可以戰勝一切自然界。

根據傅斯年對此寓言的解釋,人民群體之我(collective self of people)取代了神靈,並且戰勝自然。傅氏會有如此診釋並非出於偶然,他正是受到五四思潮中兩種觀念—人的神化與融化自我的集體觀—結合的影響。

既然明白了五四知識份子喜歡談論集體人類的神化,我們就不會訝異為何烏托邦主義在此一時期如此流行。誠然,五四時期的烏托邦主義形式不一,不一定與極端的人本主義有關。不過,當時人對於人的能力過度自信,至少是烏托邦主義之所以盛行的一個主要原因。 【未完】毛澤東年輕時的烏托邦信仰可提供一個例證。我們已知毛在湖南的學生歲月堙A是以極端的人本主義為其思想標誌。他的文字不只表達出他對康有為“大同”思想的贊服,同時也認為經歷道德與精神的轉變之後,人類可以走向至善之境(聖域)。這些發展線索都不是偶然。之後毛參與五四運動,接觸到當時的激進思潮,開始以某些獨特的西方無政府和社會主義者的具體思想,來表達其烏托邦理想。事實上,1920年毛澤東發表一篇他所謂 “新村”的藍圖,便是受了日本無政府主義思想家武者小路實篤(1885-1976)的一些影響。在這一藍圖中,毛設想一個廢除家庭和政府且自給自足的理想社會,住在那堛漱H們共有財產,一切分享。

毛的烏托邦主義在五四知識階層中並不特別,而是時代氣氛的一部分。在當時最為突出地宣揚烏托邦理念的是無政府主義者。許多五四青年未必能像無政府主義者那樣大聲疾呼,並且明白地說明他們的烏托邦理想的內容。但毫無疑問地,這對一理想的渴望如雨後春筍般散佈開來,並且和當時流行的思想,如科學主義、民族主義,民主與革命等觀念相結合。除非我們能明白看清當時極端的人本主義所蘊含“人的神化”特色,否則將無法瞭解五四時代思想媕捱帚滲Q托邦意識。

毛澤東在五四時代提出的“自我神化”的觀念,除了反映當時的時代思想氣氛,也很具有政治的預言性。它為我們提供線索,幫助瞭解毛在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以後所推動的激進政治的一個重要動力。為了瞭解其中端倪,我們必須首先指出:在中國共產黨思想堙A尤其是以毛澤東思想為主的中國共產主義,“人的神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這其實一點也不令人感到意外,因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本是五四知識份子中的激進派所發展出來的。而且我們不應該忘記,馬克思主義本身即帶有強烈的浮士德式信仰,認為人可以做神,以自己的構想來重新塑造自然和社會的世界。

從此一思想背景去看,五四遺產對1949年之前中國共產黨“人的神化”的觀念形成具有深遠的意義。我們只要一讀1945年夏天,毛澤東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發表的重要閉幕演說,即可清楚地看出此深遠的意義。可能受了傅斯年在五四時代發表的《人生問題發端》的影響,毛在這一篇演說特別提到愚公移山這則寓言故事。在傅氏的文章中,此寓言的重點是表達對群眾終必勝天的信心。現在毛的演說內容,則更進一步直言無諱 “集體人的神化”。毛強調,那兩位替愚公移山的天神,正是全體人民的象徵。

在注意到“人的神化”是“愚公”寓言主旨的同時,我們不能忽略毛澤東的演說中所透露的雙重訊息。毛一方面樂觀地指出人民集體自我具有神性。這等於暗示對群眾力量的無堅不摧深具信心,相信勝利終會到來。另一方面,毛的演說也傳達一個戒慎恐懼的訊息。毛特別強調愚公移山所展.現的決心與毅力:在最後勝利到來之前,還有一段漫長的鬥爭與汗血要流。

1949年之後,毛的“愚公移山”演說繼續在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堨e著極為顯著的地位。但因為陶醉于勝利,寓言中戒慎恐懼的訊息被遮掩了;反之,神化的概念則得到充分地發揮。一首創作於山西,後來則廣布於全國,在 1950’年代膾炙人口的歌謠,為關於人的神化的觀念,提供了最好的證據:

天上沒有玉皇
地上沒有龍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龍王

1950年代晚期,中國內地許多地方流行的上百首歌謠,也都呈現著類似的心態。

這些歌謠中“人的神化”也曾引起中國知識份子的迴響。以王若水(1926-2001 )為例,王于1980年代曾以馬克思.的人道主義立場嚴詞批判中國共產黨,他的馬克思人道主義即曾含有強烈的極端人本主義。1950年代末他擔任《人民日報》的編輯時,曾在《前線》發表一篇文章,呼籲大家注意並盛讚前引的流行歌謠,認為這象徵著當時中國人民的傳統世界觀已經改變。因為傳統視人像螞蟻一樣微賤而為神所支配,而山西的歌謠則顯示:神與人的關係已完全互換。人對於神、對於天的態度,

“不是祈禱而是制服,不是哀求而是命令,不是神統治人,而是人統治神,或者人們就是神”。

在文中結論部分,他宣稱:“勞動人民已從螞蟻變成了玉皇”

王氏在1950年代初期的《人民日報》發表一篇題為《創世紀》的文章。該文將集體人類的神化形象表現地更為清楚。在這篇文章中,王若水將盤古開天地的傳說及西方聖經的神話加以結合,強力推銷他對人類能力的樂觀信念(anthropological optimism)。在詳述盤古如何自原始混沌的狀態創造世界,以及人類如何在社會演化下逐步形成社會階級之後,王氏點出文中關鍵之處:人類經歷解放而成為神。

為了呈現這個主題,王氏改編了聖經神話堣H類因偷取知識之樹的果實而改變其命運的教訓。在他看來,勞動者因為發現知識之樹和吃下禁果後,才得以打倒統治階級,並且贏得社會的解放,使得勞動者不但沒有給人類帶來災害,反而因此獲取超人的力量,能隨心所欲地改變宇宙。

更重要的是,隨著人類的蛻變是人類的“發現自我”。他們發現,盤古不是置身於人類之上去創造天地、引導人類的 “上帝”( Providence )。盤古其實自始就存在於每個人的自我堶情C所以故事的最終目的是要指出:

人不再需要虛幻的神,
人自己就是神—人正在成長為神,
人是正在成長中的神。
從前,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神。
現在,人按照神的形象再創造他自己。
人啊,信仰你自己,崇拜你自己吧!

在描述完所有人在自我身上新發現的神性力量後,王若水繼續對“人”進行讚頌:

你是全能的。你神通廣大,法力無邊。
人啊!地球對於你是太小了,它是你的搖籃,但不是你的歸宿。
你不必再歸於塵土,你可以到月亮上和其他更遠的星星上建立新的住所。
你還要繼續征服地球,但你也要開始宇宙的遠征。
你就要結束你的前期史,向自由飛躍。
那時你將一步步成為宇宙的主宰,天上地下,都是你的樂園。

王若水的故事便在這樣充滿烏托邦的語氣下結束。他這個觀點同時出現於另一篇在《人民日報》發表名為《夢想與現實》的文章中。他在該文的開頭,先回顧了一段發生在20年前很有意義的事件。這一件事情是指1933年元旦,《東方雜誌》于新年特大號中發表徵文,題目是 “新年的夢想”,問題是“夢想中的未來中國”和“個人生活”。據他說,各種形形色色對中國未來的夢想均顯現在應徵的文章之中。

王若水先在這篇文章中把洋洋大觀的“夢想”與當時中國災難深巨、“黑漆一團”的真實情況加以對照,然後他興奮地說到20年後的現在,夢想和現實之間的鴻溝已經消失,而這正是中國共產革命的功勞。王氏宣稱:“夢與現實之間,現在已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了。這一切都使我們滿懷信心:夢想能夠轉化為現實。在文章的結語中,他對未來充滿著樂觀的態度。

如同激進的人本主義一樣,王若水的烏托邦主義在當時並不獨特,而是反映1950年代彌漫於中國的極端人本主義與樂觀精神。在郭沫若、胡風、劉白羽以及其他人的作品中,也看到這種以不同的方式表達的極度的樂觀精神。當然,當時許多樂觀的看法,是因為經過長期革命的奮戰獲得最後勝利後,精神受到極大振奮的自然結果,但是我們不能忘記這精神的振奮之中,也含有中國知識份子持之已久的“人極”意識。

從此一背景觀察,我們可以瞭解,“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降臨,不是毛澤東個人的突發奇想,而是上述思想氛圍所發展出來的自然結果。確實也只有從前面提到極度誇大的“人的形象”,我們才能解釋這兩出歷史鬧劇的瘋狂行為,否則我們如何理解大躍進期間,人們能夠宣稱糧食與鋼鐵的生產只需發揮無畏的膽力與幹勁即可?又怎能理解在大躍進高峰期間,河南範縣地區的於部,突然宣佈該地已準備就緒,將在兩年之內完全轉變成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2}?當然這類事件不無上級所刻意導引與激發的集體狂熱。但是舉國的狂熱中畢竟也反映許多真實的信念與激情。此種信念與激情也惟有經過人的神化思想的長期醞釀與發酵才有可能產生。

文化大革命爆發之時,當時的思想氣氛與人民心情已和大躍進時代很有不同。令人為之狂奮的樂觀想法消失了,人們不再天真地相信,國家即將從客觀必然之境躍入自由之境。在毛及其追隨者眼中,大躍進運動的失敗不僅證實準備尚未充分,而且也顯示中國社會主義已倒退成為一個新的階級社會。因此,文化大革命背後潛藏一種拼命走險的心態:中國需要再一次的革命,以防歷史倒退,同時也可以保持中國繼續向共產主義社會推進的動力。

然而,儘管時代氣氛變了,毛澤東的基本信念依然存在。大多數幹部與民眾依然相信人有神性與人定勝天。雖然人們已經認識到,要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烏托邦理想尚有一段路要走,人們仍然需要努力向這終極社會推進。簡言之,神格化的“人的形象”不只是大躍進背後的動力,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背後動.力。

毛的人之神化理念幫助我們看清,從1950年代晚期至1970年代中期,一個支配中國政治激化的主要思想來源。現代中國的思想與政治激化,使它與許多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有別。這些國家在變成社會主義社會以後,它們主要的發展趨勢,是所謂的“去激化”( deradicalization )。除了激化傳統,毛澤東的觀念也有助於我們看清他在社會主義中國所扮演的特殊角色。眾所周知,毛統治中國期間,他在老百姓眼中具有神般的地位。作為政治領導人,毛澤東的神格化,無疑系受益於某些殘留的傳統政治文化。其中之一是源自傳統的宇宙王權論,具體表現在天子制度之中,並賦予政治領導人半神性的地位。另一個根源則是傳統通俗文化堛瑰u西摩主義(Euhemerism ),也就是傳統中把有特殊地位或能力的人加以神化的趨勢。這些從中國傳統存留下來的信仰與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毛澤東的超人形象 (superhuman image)的形成。可是作為政治領導人,毛的神化(deification ),主要還是因為他被視為全中國人民的化身。因為作為集體人類的中國人民是神聖的,集體人類的化身也就很自然地具有神性。正如毛有時稱群眾為上帝,中國群眾也崇拜他如上帝。極為反諷的是,毛最初在五四時期提出

自我神化的觀點,目的是在表達他對人的偉大與尊嚴的信念。其結果反而是助長他自己變成政治領袖以後所獲得的光耀與神輝。在本文中,我以“自我神化”為線索,來揭露20世紀中國激進思想媟朮搕H本主義的傾向。文中指出,這項思想的傾向後來在中國帶來兩種悲劇性的結果。也就是毛式的政治激化和把毛澤東視為一位神格化的政治領導人。

如前所述,人的神化理念不但深植于中國傳統,而且也深植於近代西方思想中。五四知識階層同時承接這些固有及外來的觀念並以獨特的方式,將這些觀念一併陶鑄成當代中國激進的人極意識(radical anthropocentrism )。因此有關人的神化的觀念,基本上來自五四啟蒙運動,是五四文化遺產堛漱@個負面影響。

不過自1970年代後期“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許多知識份子的反省批判,往往忽略此一五四遺產中的負面影響。大多數的人將這個錯誤歸咎于儒家傳統的所謂“封建遺毒”。同時,五四新文化運動幾乎理所當然地被視為是中國共產主義者不應捨棄的家傳珍寶。1980年代後期,震撼中國文化界而且廣受知識界歡迎的一部電視連續劇— 《河瘍》,就是明證。在嘗試學習曆.史教訓之時,中國知識份子似乎尚未以他們批判儒家傳統的方式,來檢視五四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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