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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 兩百多年前的灌水豬肉——從歷史看『國民性』(張宏杰)        編號 /  45
發佈者 /  康來昌推薦       發佈時間 /  Mon Feb 23 01:49:2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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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宏杰:兩百多年前的灌水豬肉——從歷史看『國民性』

  梁啟超說,凡是經過重重內亂的國家是不可能產生純潔國民性的,內亂會在老百姓心目中培養起六種傾向:僥倖、殘忍、彼此傾軋、虛偽狡詐、冷漠涼薄、苟且。

  「今天中國的所有問題,都可以在歷史中找到答案。當今中國是古代中國的延續,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也是由歷史塑造的。」暢銷書作者張宏杰的新書《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論的是中國人的品性。

  上大學以前,因為課本枯燥刻板,歷史課是張宏杰深惡痛絕的課程之一。1990在大學讀書時,他讀到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格魯塞的《草原帝國》和費正清編的《劍橋中國史》,三本書引發了他對歷史的興趣。「《萬曆十五年》打通了歷史和現實;而人性讓我找到了進入歷史通道的鑰匙。」

  2000年1月,張宏杰的第一本書《千年悖論》出版。2004年,《另一面:歷史人物的另類傳記》出版。在海關工作的福建讀者石悅,站在書店裡讀完這本書,後來就開始在網路上用“當年明月”這個名字寫《明朝的那些事》。

  2006年,《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出版,這本書給他帶來了眾多機會。在一位元讀者的説明下,張宏杰調到一所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工作,不久又破格進入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師從葛劍雄。博士畢業後,再進入清華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後,還上了《百家講壇》。

  張宏杰已不再寫小說:「現在對社會的反思批判功能上,歷史徹底取代了文學的『啟蒙』作用。歷史是民族的記憶,一個不會反思、沒有記憶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

自尊心巧妙地消失了

  南方週末:『國民性』在中國是個有爭議的詞,在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林語堂《中國人的氣質》、柏楊《醜陋的中國人》和龍應台《野火集》之後,你的《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又想表達什麼?

  張宏杰:自民國開始,關於如何提高國民性和民族素質,一直都有很大的爭論。我實際上從國民性這個角度,觀察中國幾千年歷史的變化。這本書也可以叫『中國歷代民族精神的演變歷程』。

  提起中國歷史,我們最愛說「五千年文明史,泱泱大國,文化燦爛,禮儀之邦,中國人民勤勞勇敢」。但很少有人想到今天中國和過去中國本質上的不同,兩者之間發生了重大的文化斷裂。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到中國旅行,他想像中國人應該都像諸葛亮、李白、杜甫、辛棄疾、蘇軾、文天祥這樣,光明偉岸、個性分明、講氣節懂禮貌。但到中國後,芥川龍之介發現,用他的原話來說,「現代的中國並非詩文中的中國,而是小說中的中國,猥褻、殘酷、貪婪「。寫這句話前,他正看到一個中國男人當眾脫下褲子朝美麗的湖水裡撒尿。

  英國海軍上將喬治•安森在乾隆初年,強行駛入廣州灣修理船隻和進行補給。那是中國社會鼎盛時期,可是他們對中國人印象十分不好。他們「花了大價錢買來的雞鴨除了缺斤短兩,肚內填滿沙礫和石塊;買到的豬肉也灌滿了水以增加斤兩」。

  1793年來中國造訪的英國外交團長馬噶爾尼,徹底打破了歌德、伏爾泰此前對中國的想像。英國人注意到,中國人撒謊、奸詐,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臉紅。船上做飯的廚師試圖隱藏雞腿,人與人之間漠不關心,冷酷無情,他們的船經過運河時,一夥看熱鬧的人壓翻了小船,許多人掉進河中,英國人要停船救人,中國船員根本不理睬選擇繼續航行。

  而英國人在菲律賓群島、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檳榔嶼等地方看到的中國人,活潑自然,聰明有創造力,他們的記錄說:「中國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謹,這是他們長期處在鐵的政權統治之下自然產生出來的。在他們私下生活中,他們也是非常活潑愉快的。但一見了官,就馬上變成另一個人。」

  南方週末:他們的結論是什麼? 

  張宏杰:馬噶爾尼對中國政權的結論更廣為人知:「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制統治。這種專制統治有著災難性的影響。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中國)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

  巴羅認為,中國人缺乏自尊心,因為政府從來沒有把百姓當成成年人來看待,而是當成兒童和奴隸。「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級官員的一點頭而挨板子,還要被迫親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類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為麻煩官府來教育自己而謝罪……人的尊嚴的概念巧妙地消滅於無形。」

  明朝萬曆年間到達中國的傳教士利瑪竇在寫給羅馬的信中說:「很難把中國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戰打仗的人。他們彼此爭鬥時表現出來的,也只是婦道人家的慍怒,相互毆鬥時揪頭髮。」

只以成敗論英雄

  南方週末:這是中國人國民性的由來?

  張宏杰:改變要從秦朝開始,秦孝公變法,商鞅主政,開始統一思想,提出了靠戰爭立國的發展思路,窮要打、富要打。本來,夏商周以後,春秋戰國時期,中國進入封建時期,各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襲,形成了一個貴族世代統治的體制,進入春秋末期,平民階層崛起,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已經形成,但商鞅的變法讓秦國崛起,打破了平衡,也改變了中國人。

  商鞅從軍爵制度開始,取消貴族世襲制度,收回特權,只有在戰場上立下功勞,有軍功戰績,才能夠重配爵序,列籍貴族;平民百姓,不管出身貴賤,只要有軍功戰績,都可以根據殺敵多少,獲得相稱的爵位,獲得功名富貴。有野心的人,可以通過打仗、殺敵,血腥的屠殺,獲得人口和土地。

  商鞅還企圖統一國民思想,採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視為『國害』。他在渭河邊論法,一次性就屠殺了七百多反對他執政路線的文人。商鞅不能容忍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把他們全部流放到偏僻的邊境,窮山惡水當中去,從此再也沒有人反對他了。

  秦朝到漢朝以後,中國作戰方式和戰爭理念,都是只求勝利,只問結果,不擇手段,往往出現大規模的屠殺,出現屠城現象,滿城殺光,一人不留,勝利者一個比一個殘暴。

  南方週末:『以成敗論英雄』的開始? 

  張宏杰:成敗論英雄,出自宋代蘇軾的《宋襄公論》。毛澤東認為宋襄公打仗的時候不肯半渡而擊,結果打輸了,是一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但很多史書肯定了宋襄公的做法。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宋襄公雖然失敗了,但很多君子認為他值得讚揚,他們感嘆在禮義缺失之時,宋襄公卻依然秉持禮讓精神。

  中國文明的倒退,應該說是從元朝開始的,蒙古人一直比較殘暴,靠暴力統治;明朝朱元璋是農民出身,則是專制集權到頂峰,他認為凡是威脅到朱家統治的,文人、商人階級,有目的地進行清除和屠殺,往往是滿門抄斬;到了清朝也是如此,揚州十日屠城,殺死80萬人;嘉定三屠,浮屍滿河。

  清史記載,清朝入關以前,經常跑到關內燒殺搶掠,非常殘忍,從東北跑到山東,就是為了搶牲口、搶人,清兵向努爾哈赤匯報時,是把人、馬、牛、驢混到一起的,因為滿族人是從奴隸社會直接發展過來的,所以滿族大臣喜歡在皇帝面前自稱奴才,這樣一個落後的社會體系,靠暴力恐怖統治中國,殺光了有血性的男兒,給中國發展造成了大倒退。

  南方週末:為什麼說明朝對中國影響最大? 

  張宏杰:大明王朝的開創者朱元璋,從社會底層起家,發明了政治流氓統治術,核心是十六個字:不講規則,沒有底線,欺軟怕硬,不擇手段。這一政治統治方式在社會中迅速蔓延,擁有強大的生命力。

  朱元璋斷絕與外部世界的一切聯繫,禁止海上貿易,閉關鎖國,由官僚包辦一切事情;對內控制社會、民間的一切組織力量,打擊商人大戶,避免商人財富增長可能對政權帶來的挑戰。朱元璋明令取消了全國所有商業經紀人和中間商,只允許最低限度的商業活動存在。老百姓的一舉一動,嚴格控制在政府權力之內,徹底杜絕任何不安定因素。

  在他的統治下,大明社會變成了一個村莊,無事不相往來。大明成了一個大監獄,各級官員都是獄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獄規,則懲罰立刻劈頭而來:『充軍』、『斬首』、『亂棍打死』……

  明朝還發明了廷杖制度,把大臣當成皇帝的奴僕,取消了丞相制度,皇帝控制了所有的政務,把專制集權制度推向高峰。在明代的專制基礎上,清代皇帝們積三代百餘年努力,建立了中國歷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制統治。

  晚明有一句話叫『燕巢幕上』,就是燕子在窗簾上做窩,明知道這個窗簾是靠不住的,人家一拉這個窩就碎了,但還是全心全意地把這個窩建得非常好。南明小朝廷的時候,皇帝一個個都不爭氣,大臣們也都知道朝廷肯定是靠不住,但還是拼命地爭。不是說團結起來對付滿族人,或者是鎮壓農民起義,就是能撈一天錢,先撈一天錢。船馬上要漏了,我不說急著去補漏洞,或者跳到另一隻船上,還在船上搶那麼一點糧食。這種心態如果跳出歷史,你會感覺很不可理解,但是身處那個時代,你又很能理解:每個人都覺得我對大勢是無能為力,那麼在現實生活中,能享受一點是一點,能抓到一點是一點。

『以德治國』,成本最小, 效果也最小

  南方週末:梁啟超、魯迅他們一直都在提倡改造『國民性』,但沒有成功。

  張宏杰:梁啟超說中國人身上有奴性,甘於帝國的統治,甘於暴力的統治,不敢反抗;缺乏公德意識,只有私德意識;缺乏尚武精神。梁啟超認為這是中國人的三大弊病。要改造中國,關鍵是改造每個人,通過寫小說、辦學校、辦報紙的方式,思想啟蒙,讓每個人都意識到身上的缺點,喚醒老百姓,變成新民。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取得政治改革的成功。

  梁啟超的思路後來被魯迅所繼承下來。魯迅對制度變革喪失了信心,他說如果沒有新的國民,這個國家換什麼招牌都是沒有用的,人還是原來的人。所以魯迅整整20年時間,不停寫作,攻擊中國人的劣根性,希望喚醒老百姓。

  南方週末:你怎麼看胡適、孫中山、蔣介石式的國民性改造試驗?

  張宏杰:蔣介石認為改造中國國民性,最直接的方法是開展新生活運動,他制定非常詳細的新生活規範:比如吃飯的時候咀嚼時不要發出聲音,魚骨不要放在桌子上等等,通過政府力量強制大家執行。各省積極貫徹,差派政府官員到飯店檢查,強迫老百姓遵守新的行為標準。胡適馬上說這種運動產生的影響肯定是負面的,肯定助長老百姓更虛偽,大家表面一套,背後一套,結果真是如此。

  胡適的核心是用制度來訓練國民。

  孫中山提出,中國人從臣民到國民,必須對民眾進行政治制度的訓練培養,分階段完成國民性改造。他在《建國方略》一書中提出了三步走的構想。

  國民黨基本是按照這條路往前走的。

  南方週末:中國人還是喜歡用『以德治國』來改造『國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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